杜安-麦可尔斯：表象和真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徐：既然您这么不讳谈生死，您想过在自己的坟墓上写些什么？
        麦：这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会选择火化，然后把骨灰埋在我在郊区的院子里。如果我有一个墓碑的话，我会写：“我在这里很好，希望你也在这儿！”哈哈，当然这是玩笑。我刚才所说的“表象和真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是一个多么好的充满矛盾的论述啊！我愿意把这句话写在我的墓碑上。每个摄影师都应该理解这句话。

        徐：您作品中另外一个总是出现的主题是父子关系，比如儿子死去了，父亲来吊唁，充满悲伤，因为儿子生前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他的爱。您父亲健在的时候您和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麦：我父亲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很奇怪。我生长的家庭环境就像梅普勒索普，完全一样。 我和我的男朋友已经在一起47年了，我们马上就要一起度过第48个年头了。我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的性爱取向有一个范围，有的人是百分百的异性恋，也有的人是百分百的同性恋，还有的人是百分之八十的异性恋加百分之二十的同性恋，因此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每种人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比例：这是由天性决定的。所以我赞成为同性恋立法，但我不相信那种疯狂的※※，也不赞成混乱的性关系。
        我会是个非常好的父亲，我非常喜欢照顾人，疼爱别人。但是我的父亲不是这样，如果他懂得向别人表达爱，懂得怎样照顾别人而没有那样对我，我或许会很受伤，但是问题是他根本没有表达爱和情感的能力。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我不认为他给我带来过怎样的影响。我作品中所讨论的所有的东西，比如欲望、爱、失去，都是天性使然。我的作品涉及我生活的全部，所有我会惧怕的东西和那些我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唯一能把握的和真正能有所感觉的，就是你自己的直接经验和你所面对的事实。其他所有的东西在你面前都是次要的、二手的。

 

杜安·麦可尔斯作品         图片来源：touchpuppet

 

        徐：我在您的一张作品中发现了您手写的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的名字，我还读到您喜欢巴尔萨斯（Balthus）的作品。这些小细节挺有意思的。
        麦：他们太伟大了，他们是艺术史中的巨人。或许在摄影领域——我只能说我的位置是独特的，因为没有一个摄影师会有我这样的想象。没有一个摄影师能写出《颠三倒四》和《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样的书来：没人能处理我所处理的主题。
        我喜欢雷东和巴尔萨斯的作品，他们是启发我的两个重要灵感来源，他们对我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当我三四十年前第一次看到巴尔萨斯的画时，我完全被震住了。他的画里面总是有一些室内场景，比如一个女孩子靠在沙发上，背后是壁炉，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的那张，太幻想了！绝对是一幕戏剧啊！你会想他俩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妹还是情人？她为什么看着自己而不是看他？那个房间是卧室么？是在冬季么？他们是要去做爱么？她的裙子为什么半卷在膝盖上？整张画有种难以想象的魔力，没有摄影作品能这样吸引我。当时也是我刚开始做自己的“摄影序列”的时候，我也开始去把作品聚焦在小小的屋子里面。
        至于雷东，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感，非常地深远。当然他自己是个超现实主义者——顺便说一句，我也喜欢超现实主义。契里科（Giorgio de Chirico）也对我很有影响，我还曾经给他照过相呢！我给所有我喜欢的艺术家都照过相，我照过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他一年以后死了，我照过契里科，他一年以后也死了，我照过巴尔萨斯，他6个月以后死了：现在没人愿意我去给他们照相了，哈哈！
        他们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不是直接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你被其他人表达的本质和方式所吸引，比如我被马格利特表达中的矛盾感所吸引。比如他画的那双鞋，男人的脚趾从鞋里长出来：他的技法很写实，但是画的东西却完全超现实，和他的写实技法非常矛盾。他在把玩这种观看和接收中间的矛盾感，这是我从他作品中得到的东西。另外一种影响是别人的表达会带给你对生活完全不同的知觉，比如契里科给我的启发是他在画面上提出的非常深刻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同样有很深的矛盾感；比如他的静物：红色手套、球、糖果、广场上的人影——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异的美。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一个摄影师，只要活着，每个人都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对生活究竟有没有知觉还是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