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你会把摄影当做一个武器么，去跟自己内心的恐惧对抗？
Y：我觉得摄影更像是一个盾，你可以躲在后面、你觉得可以控制一些事情，至少可以控制相机。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面对躺在棺木中的外婆，墓碑前的外公时，在这样的时刻，我看到你依然在摄影。
Y：很多东西都是我妈要求要拍下来的，包括像最后告别的场面。
G：她在这样的场合也并不排斥摄影？
Y：对，对于摄影，我们家人从来不会排斥。我妈希望要把这个影像留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抗遗忘，对抗焦虑的一个方式，摄影本身就是一个木乃伊情节的产物。
G：怎么说？
Y：摄影本身就是来自于一种死亡焦虑。对抗死亡的潜意识，是想把一些场景留下来。摄影是一个提醒，一个信念，又是一个证据，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你写到过，“对于难以接纳的现实，拍摄不再是目的，而慢慢成为疗愈的手段，我们把摄影当做我们逃离虚无感的出口。”
Y：对，但是它不能疗愈病人，只能疗愈家属。我之前参加过关于临终关怀的培训课，就说志愿者要关怀的不是病人，要关怀的是家属，因为家属之后会留下来的，家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家属，需要被疗愈。
G：这也是你在这本画册的开头，写了致妈妈（For my mum）的原因。
Y：对。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你有想过去拍摄年轻人吗？既然死亡如此令人恐惧，为什么不从年轻人的身上寻找慰藉和力量？
Y：没想过。年轻人最终也要变老。
G：所以你想拍的是一种最终的状态。
Y：我愿意去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不同的可能性，还有这些可能性存在，我觉得就足够是一种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