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拍摄老去这个项目，哪件事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
Y：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我每次都要去到他们家里采访，他们很多人感觉都很忙，都要提前预约，不是说坐在那里没事做，随时可以过去聊的那种。他们有自己的小本子，会记下来，感觉非常正式的样子（笑）。
Teresa，76岁，已退休，正在大学攻读学位（2010年）。选自周仰《老去》（There We Are）系列。
G：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采访？老年人的生活就一定在家里吗？
Y：一是希望聊天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二是他们当然也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我也去拍过，但感觉不太好，没有我想要的那种安静的感觉。他们在一个集体的环境里面，可能是会更加亢奋一些，但这种情绪是因为环境造成的，不是他们自发的一种状态。
G：你在这个项目里，如何选择你的拍摄对象？
Y：在英国的时候，我选的是地理上同一个大社区的老人，相对集中，交通方便，像老年公寓一样的地方，老人们大多独居，生活不算穷苦，算是中产阶级人群。他们的身份大多比较普通，只有一两个以前是演员，但也只是小有名气。我会问他们一些相对抽象的问题，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答案，比如有的人就说，老年是一种智慧的增长。
G：但如果你选择一些比较穷困的、犯罪率高的社区，得到的答案或许就不一样了。
Y：对，所以我也要强调，我拍的东西不是一个基于严谨的统计学的调查，那种消极凄惨的东西肯定也是存在的，只是我没去拍。
一位退休歌剧演员的橱柜上摆放着她以前的演出照片，2010.7，选自周仰《老去》（There We Are）系列。
G：回到上海继续拍摄老年人，并且拿了谷雨的基金，考虑的东西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Y：对，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后期的传播效果，所以找人方面就不是特别随机，更多的是去发动身边的朋友，问问看谁的外公外婆是比较有意思的老年人。至少在退休之后，自己又开始做新的事情，或者持续在做一些兴趣爱好，不管是画画还是做模型。后面又刻意去找了一些依然非常活跃的文化名人，他们还在持续自己的事业。
现在重新回看，上海的项目，传播的目的性会更强一点。像文化名人那一部分，是为了传播的考量。人有名气，阅读量会更高一些。英国的可能就更加微妙，更加含蓄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