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 Tam：你们创作的主题是什么？
贝弗里奇：从纽约回到多伦多后，我们开始支持工会运动，为他们制作旗帜和标语。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同的工会组织以及参加运动的各类人士。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劳动者合作，聚焦社会正义。我们想搞艺术，而不是做生意。
孔德：我们受临近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十年前卡尔病得很重，入院接受治疗，那时我们的创作题材便围绕医疗历史和医疗系统问题，并与医疗工作者协会进行合作。那就是《不是一个关怀》系列。
贝弗里奇：如果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没有感同身受，就无法同人们真正建立起联系。从根本上说，我们想让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实现更广义上的民主化。
孔德：你为社区争取权利的过程中，既要反映你作为其中一分子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取社区其他人的声音，这是个反复沟通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你得让工人和艺术家互相了解，另一方面还得争取主办方的支持，这需要双重平衡。
Condé & Beveridge《NaC 3 Egypt》1999-2000
Ho Tam：能否谈谈你们的创作过程？
孔德：每天一开始，我们就坐在桌边谈论要创作的题材。通常卡尔做笔记，我们两人讨论甚至争论作品的主题、策划和表达方式。最后我们进入工作室，制作布景，搭建设备，摆好模特，然后拍摄。
贝弗里奇：我们要设法找到描绘主题的最佳方式，因为我们的主题一般都很复杂。我们总是在思考，也观看别人的作品，有时还研究艺术史。
孔德：我们的工作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讨论，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其想法，这对自己的观点也是一个修正和补充。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因人而异，理解这一点对于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极为重要。
贝弗里奇：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同各个社区及工会的合作关系。搭建场景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其中有布莱希特技法的影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意图是“搭建”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自然”或“自然主义”的问题是它基本上埋葬了意识形态，使之隐而未现，而“搭建”的图片则令意识形态更为直观可见。电影、广告等大众传媒会用到很多自然主义的技法，你得仔细分析一部电影才能看出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于其中的。但其意义肯定不是自然存在的，大多数都是人为建构的。
Ho Tam：是否有人对你们的作品产生误解？
孔德：在艺术创作中谈及政治，难免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令人沮丧的是在圈里也有大量的艺术评论家对我们进行苛刻的批评。
贝弗里奇：我想是因为我们表达的东西太过直白。那些评论家说我们的作品说教意味太重。当今艺术界通常倾向模棱两可的作品，认为它们有解读的空间。但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模棱两可就意味着在他们眼前蒙了一层纱，你没有说出你的真正意图。工人阶级首先得看懂作品在说什么。艺术圈的人说我们的作品过于简单化，但对于公会的人来说，它们已经相当复杂了。
孔德：这是因为每幅照片里都有很多故事，而其叙事结构并非直截了当。
贝弗里奇：我们仍然在挑战常规，挑战标准的纪实形式。我们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讲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的意味的，需要细细品味。
Condé & Beveridge《The Plague》2009
“《瘟疫》描述了当前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危机。在国际机场的背景中，它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和当代人物：从哲学家亚当·密斯（Adam Smith)到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前面的是当今愚蠢的金融资本家。图的左边描绘了历史上一个个重大经济危机，右边则是受害者及抗 议者的声音。画面中还加入了成千上万的青蛙，一方面引用了“圣经”瘟疫的故事，另一方面它们作为环境变化的先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