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曾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无忌专访。我们照例从您的童年成长环境说起。您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
Z：我的父母均出自厦门的大家族。曾外公黄瀚，曾参与创办厦门最早的商业学校，留有《禾山诗抄》，至今仍为厦门地方史的闻人。他生了10多个孩子，外公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留日后回国执业的律师。
我生长在福州和厦门，这是两个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强迫打开的城市，社会比较开放，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我的家族至今在厦门还保有多个独门独院的老宅子，有点海外关系，条件比较富裕。
生于富家的父母，大学期间在福州和厦门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后北上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学法律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任职。当时他们单位买下了三坊七巷里林则徐二子林聪彝的老宅，我的童年时光就在这里度过。院子里有花园，小桥流水人家。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 家庭老照片，母亲与兄弟姐妹的合影，约拍摄于1940年左右。前排中为母亲黄若美，后排中是摄影启蒙老师、表舅林维添。
我是1957年生人，正赶上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农村。印象很深，母亲送14岁的我去县城读书，寄宿生的宿舍是一间能住下四、五十个孩子的大屋子。母亲将两床小棉被放在仅有的靠门口的空铺位上，对我说：“这张小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那是1971年初冬。
我就这样离开了家，自己一个人在外独立生活，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中学毕业后去插队，从农村考学来了北方，后辗转去到新华社。
客观来说，我的家庭确实受到一些时局的苦，但经济上一直受到外公家的帮衬，他二战后去了台湾执业，每月通过东南亚的亲戚转给母亲“养孙子的补贴”，记得是100港币，我在生活上倒也没受什么苦。改革开放后，也是母亲用外公留下的全部遗产，将我们姐弟全都送往美国读书。
G：您大学是在南开学的物理，毕业后在中国国家计量院工作了两年多，直到28岁，转行去新华社做了摄影记者。说说摄影这条线的发生吧。
Z：为什么学拍照？六、七十年代，每个年轻人都要学个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比如我有两个表妹，一个拉大提琴，一个练小提琴，改革开放后都成了职业的音乐家。
中学时候，我回到厦门过暑假。当时我的表舅在百货公司的五金器材店里卖相机。厦门有一家感光厂，会处理胶卷相纸边角料，在当地的照相器材店卖。一个胶卷正常价格两、叁块钱，但“处理的”就卖三五毛钱，这就给了我们条件学习摄影。
父母觉得，以后哪怕去了工厂农村，也可以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会摄影就可以到办公室工作。
后来怎么去了新华社摄影部？这事也有意思。我一直感激大罗（罗更前，曾任中摄协副主席），他是我在南开大学篮球队的球友。当时他们正筹备出版英文的新闻周刊，在招懂外语的、愿意从事摄影工作的年轻人，是大罗推荐我调入了新华社。
G：新华社能够为一个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独特的机会？
Z：在新华社从事摄影工作的有三类人：第一类是转业军人，第二类是京城的※※※※，第三类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
在80年代，摄影可以说是最好的工作：它是文明的象征、先进的象征，是技术的象征、艺术的象征，又同时是财富的象征。当时社会上一大批老司局干部的子弟，都是做摄影的。我当时一个月工资56块钱，但我手上的两台机器价值1万块，等于我200个月的工资。社里用的也全是进口胶卷，一个胶卷30块钱。当年，成为职业摄影师，都是国家用钱给堆出来的。
2017年退休时，在单位安排的“告别演讲”中我说：在新华社工作，进大会堂几年了解中国政治；驻国外几年了解国与国的关系；上一次战场、拍一次奥运。然后想干嘛可以干嘛去，因为这些都是在其他工作所无法企及的经验。有想法了，也利用新华社平台将人脉先建立好后再走。
说回来，即便摄影是很好的职业，但当时的新华社内部，摄影人只能算是“三等公民”，第一等的人是负责对国内时政报道的文字；第二等是像水均益这样的国际报道记者，可以出国；第三等才是拍照片的，摄影人无论在国内的体制下，还是在新华社的小范围内，发展的空间都小。我们这批就是喜欢摄影，一辈子也这么走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