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你会把摄影当做一个武器么,去跟自己内心的恐惧对抗?
Y:我觉得摄影更像是一个盾,你可以躲在后面、你觉得可以控制一些事情,至少可以控制相机。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面对躺在棺木中的外婆,墓碑前的外公时,在这样的时刻,我看到你依然在摄影。
Y:很多东西都是我妈要求要拍下来的,包括像最后告别的场面。
G:她在这样的场合也并不排斥摄影?
Y:对,对于摄影,我们家人从来不会排斥。我妈希望要把这个影像留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抗遗忘,对抗焦虑的一个方式,摄影本身就是一个木乃伊情节的产物。
G:怎么说?
Y:摄影本身就是来自于一种死亡焦虑。对抗死亡的潜意识,是想把一些场景留下来。摄影是一个提醒,一个信念,又是一个证据,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你写到过,“对于难以接纳的现实,拍摄不再是目的,而慢慢成为疗愈的手段,我们把摄影当做我们逃离虚无感的出口。”
Y:对,但是它不能疗愈病人,只能疗愈家属。我之前参加过关于临终关怀的培训课,就说志愿者要关怀的不是病人,要关怀的是家属,因为家属之后会留下来的,家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家属,需要被疗愈。
G:这也是你在这本画册的开头,写了致妈妈(For my mum)的原因。
Y:对。
选自周仰摄影书《漫长的告别》(Fading)。
G:你有想过去拍摄年轻人吗?既然死亡如此令人恐惧,为什么不从年轻人的身上寻找慰藉和力量?
Y:没想过。年轻人最终也要变老。
G:所以你想拍的是一种最终的状态。
Y:我愿意去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不同的可能性,还有这些可能性存在,我觉得就足够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