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后来您在美国学习摄影，您从这段经历中收获了什么？
Z：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学习的人，我像“瘦田能吸水”（闽南俗语）那样吸取着知识的养分。修新闻摄影学位的我，却全校串课，任何与摄影相关的课程和讲座，我都争取去听。
▲ 1987 曾璜在美国雪城大学的自拍像，做曝光实验。
在雪城学习期间，观念上最大的收获是问了两位教授的问题。我问艺术学院的玛利亚教授（著有《改变摄影的100个观念》《摄影：一部文化史》），如何看待传播学院的摄影教育？她说：“他们不教学生如何观看（see）“；
我也问我的研究生导师，如何看待艺术学院的摄影教育？他说：“他们不教学生如何谋生”（make a living）。
这两个回答影响着了我一生：做一个会观察，会思考，还能谋生的摄影人。
还有我就读的学校，有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摄影师培训项目，所有的学员均为现役军人，通过考试后，来雪城读一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军队，很多学生毕业后真的就是去做了战地记者。
我问我的导师Sutherland 教授，美军方为什么每年花费这上百万的钱来培养摄影师？他说：“为了从国会申请到钱”。这个回答让我重新认识到摄影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 1994年2月，曾璜在波黑前线帕莱采访时冲洗胶卷。左上为当时新华社最先进的卫星电话，可传真照片。 江亚平摄
▲ 曾璜作品《白发祭黑发》，1994 。一位老妇在萨拉热窝泽特拉体育场为死于前南战火的晚辈扫墓。这里是1984年冬奥会的主会场。
G：您最近去国际关系学院做讲座，提到在美国学到的“图片故事八条标准”：一组纪实图片故事，要有大场景、中景、近景、人物肖像，要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有这个人是如何谋生的表现，要有一张照片作为opening（开篇），一张作为ending（收尾）。后来您把这个标准引入了国内，编入《图片编辑手册》，为很多新闻、报道摄影师提供了重要的拍摄逻辑。
Z：我知道你是2012年大学毕业的，你应该赶上了市场化媒体最火的时候，比如新京报的摄影报道。当时摄影报道做得最好的几家媒体做图片编辑手册，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都将这个标准写了进去。
我去美国读书前，在中国也有“专业摄影记者”的背景，但我们很多地方，还不如人家高中生的摄影水平。“八条标准”在人家那里是最低标准，但到了国内却成为很多摄影师的最高标准。在我入行的1985年之前，国内都是师父带徒弟的摄影教育，没有任何学院提供摄影教育。
▲ 曾璜主编的《图片编辑手册》，自2004年以来，已出版了第四版，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图片编辑工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