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北京的中艺影像学校上课，冯建国老师给我们上大画幅、暗房、黑白的课。我在课上说，我家里有曾外公拍的照，有机会拿来给大家显摆。后来等我拿了过去，大家一下子就炸锅了。
然后，就慢慢结识了三影堂的毛卫东，以及很多圈子里的人。当他们看到曾外公留下的所有照片时，觉得太神奇了，居然在国内有这样一个非专业的摄影师，中间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还能留下这么多民国时期的影像。大家就说要一起折腾这个事儿（搜集、整理作品）。
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当年我上大四，毕业写论文，刚开始有拨号上网，在寝室里有201电话卡可以上网。那时还没有翻墙这个概念，我在谷歌里搜“骆伯年”，真看到一篇文章，谈到骆伯年人体摄影作品《汲瓮》。
▲ 《汲瓮》。
我觉得太神奇了！曾外公和家人从来也没宣传过他的这些往事，当时互联网刚刚开始出现，就发现了这么一段历史。
文章落款作者是南通一个叫吴强的老师，别的什么信息都没有，叫吴强的人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找谁去问。当时也没有电子邮件，我就写了一封纸质的信件，寄给了吴强，询问他是怎么知道《汲瓮》的？
没过多久，吴老师真的给我回信了，说他是看了《中国摄影史1840—1937》这本书。
从毛卫东那里我得知，《中国摄影史》的编者里有一位还在世，叫陈申。陈申老师当时也快60岁了，当时他是最小的编者。和陈老交流后，知道《汲瓮》是从胡伯祥的杂志上看到的。
就是这样，我们慢慢还原了骆伯年在民国时期作为业余摄影家的身份。
▲ 《西湖边》，1930年代，骆伯年作品。
G：您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里面是有一种对曾外公的义务或责任吗？
M：一开始真的就是好奇。当我发现我的爱好和自己的家族血脉、传承有一定关系时，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把这个事儿给梳理清楚，对我们家人也是个交代。
我对曾外公的感情其实蛮特别的。我没见过奶奶，爷爷在我6岁就走了，我从小是在曾外公身边长大的。
G：实际上曾外公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具有历史意义。
M：对。摄影于他只是一个爱好。他其实是个蛮清高的人，也没什么功利心，不加入任何的社团，发表文章、照片也不多。
▲ 《齿轮》，1930年代，骆伯年作品。
G：是曾外公的这段故事，把您一步步引到了摄影的这条路上。确切说，是做摄影策展的路上。
M：我这个人对历史特别感兴趣。邮票、钱币，都是关于历史，关于过去。通过梳理曾外公的照片，我也慢慢把民国时期、现代主义初期萌芽阶段的摄影作品的特点梳理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
小时候每周六下午，我都会去曾外公家，他会和我聊一些他的往事。他在哪里工作、生活、和什么人交往，跟郁达夫怎么认识的，为什么请他题词……我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类似于在破案一样，将所有的碎片整理、还原，这个事太有意思了。
通过曾外公的作品，我认识了很多摄影圈的人。倒不是说我图什么才去认识他们，而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儿。
▲ 《变换之二》（拼贴），1930年代，骆伯年作品。
G：对于您曾外公的作品，您是如何运作的？
M：2006年那会儿，已经有了华辰拍卖。但当时我不知道老照片也可以买卖，我没什么功利的心理，也没想到这些照片值不值钱。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投入，没有产出，没有靠他留下来的东西挣钱。
当三影堂一直负责做这方面的推广和销售时，我发现我能拿到钱了。这时候我就在琢磨一个事儿，就是我对整个家族如何交代的问题了。
G：一旦开始盈利，事情性质就变了。
M：对，我的家里人其实没有提这个事，但我认为应当考虑周全。索性，这一部分的收入，我就和三影堂成立了艺术基金，来奖励年轻的艺术家创作。一方面，对家里有了交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我对摄影本身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