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母亲出差去美国考察一些现代化办公的设备，有机会看到了国外的面貌。回国的时候，她下飞机穿了一条黑色包臀的短皮裙，紧身夹克。我和我爸去机场接，我说，这是我妈么（笑）？她从美国带给我的礼物是珍妮·杰克逊和麦当娜的原版CD。
G：这画面感，想起了柯南的父母工藤优作和工藤有希子。您觉得父母的性格有遗传到您身上么？
Q：有。我母亲做事就不太care别人，我得认同我自己，别人认同不认同不那么重要。
G：聊聊您出国时的所见所闻吧，以及为什么去学艺术专业。
Q：出国前，我的英文成绩从没超过30分，对艺术、对国外也是毫无概念。刚下飞机，我印象最深的是，空气竟然可以没有味道。沈阳是工业城市，你想想这反差有多大。整个地方极其干净，机场铺着很厚的地毯。闻着新鲜的空气，踩着厚重的地毯——我甚至都不忍心踩在上面，就像“禁止践踏草坪”的那种错觉——我觉得这地方，靠谱。
安顿下来以后，我在唐人街买了一台破解过的PS，在家连着玩了一周，打困了就睡觉，睡醒了继续打。我在国外一共待了八年，前四年都是在玩，一边读语言预科。
▲ 2005年在温哥华。
G：玩了四年？不是定好学校才出去的么？
Q：不是，那个时候也没留学中介这种概念，就是直接把我扔出去了（笑）。
我在加拿大买到的第一本书，叫《抽象艺术》，台湾一家出版社出的，封面就是罗斯科的作品。书里讲的是很学术的东西，把抽象艺术从发端到后来极简主义的整个脉络都讲到了。我看得特别入迷。
G：2002-2006年，您在维多利亚学习艺术专业，主攻视觉艺术和当代艺术理论。您最早的个人创作，也是始于这一时期。
Q：大一大二主要学理论，大三大四开始实践创作。老师会给我们出一个题，看你的创作，你的理念，你表现的形式和理念的关系。大家把自己拍的作品放在一面白墙上展示。白墙是非常公平的东西，行还是不行，一目了然。
记得特别清晰的一个例子，老师给我们出题，主题是“城市”。维多利亚上学那个地方，和城市两个字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高一栋楼是一个十几层的公寓楼，都是很原始的景色。我第一次交作业，去市中心拍了一些马路、行人。老师看着我拍的，没怎么吱声。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得重拍。
我们上课的教室在放幻灯片时，会用隔板把窗户挡起来，但又没法挡得严丝合缝，就会有光线从缝隙里透过来。我看到这个现象，产生了兴趣。
当时我在彩扩店打工，特别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胶片。我发现有一种灯光胶片特别好，是那种蓝光的色温。我拍得很认真，设备很好，胶片很好，自己用彩扩机冲洗，印出来，做出了《蓝光》这幅作品，还自己买了泡沫板裱在上面。当时没人这么干，我下了好多功夫，把它贴在白墙上，大家看了以后都很震撼。
老师就问，我为什么拍这个东西？我说我想表现城市给人那种很冷漠、很孤独的感觉，人的内心很孤独，但同时又在封闭的城市中挣扎。这次作业教授给了我满分。
▲《蓝光》，2004
G：自身的经历，加上平时的观察。
Q：视觉记忆很重要。后来我的毕业作品《分割》就是受到阿诺德·纽曼（Arnold Newman）的影响。一些东西你看过，然后你忘了，但它进入到了你的潜意识。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蹦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