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这台相机用得得心应手了，从LX2、LX3 到LX5 不停地换，等LX7 出来的时候正好索尼公司出了“小黑卡”，我一看有2000 多万像素，体积还很小，就买了。我觉得纪实摄影就是要在离人最近的情况下拍摄，包括拍摄火车厢里的人和地铁里的人。因此相机越小巧越好，数码相机小型化、智能化，而且图片质量并不在于机器大小。我在平遥展览的时候是第一次用小机器拍的，因为画幅是16:9，我就两张放一起正好变成方片20×20 英寸的，框是60×60 英寸的。一开始我不敢放大，怕虚，但我放大之后一看觉得没问题。这是2007 年第一次在平遥展出，之后2008 年展出我的《天路※※》，我想试试看放一米的行不行，结果放一米也没问题。2009 年我在云南办展览，打印输出设备幅宽是一米五的，我就说能不能给我出个大的，出来以后发现还是没问题。这事儿我到现在都解释不清楚，就是小数码拍的图片放大以后看，没有颗粒，而且实度、层次感觉特别好。这让我特别兴奋，让我一下子就定位了，小机器可以拍大专题，小机器可以大制作，办展览出画册完全够用，拍纪实不在于机器大小，越小巧越好。
宋 靖：您也是用变焦镜头？
王福春：是28—100mm 变焦镜头。
宋 靖：变焦镜头您主要是用哪几个焦距？
王福春：我大部分都用广角端，因为地铁里空间小。
宋 靖：拍青藏线也用这个？
王福春：对，用的LX-2，我都不相信，影友也不相信。影友大部分都有这款相机，有的拍花絮，拍合影，真正拍专题他们就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我说我就是用这个机器拍的，通过我“宣传”之后买这款机器的人多了，实际上就做了个活广告。后来我就信心足了。今天，人们防范意识特别强，肖像权、隐私权提出来以后，给摄影带来很多的麻烦和困难。特别是今天这个全民摄影时代，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用佳能5DMark II 没法拍，地铁里你刚拿出来相机别人一瞅你就不敢拍了，小机器你怎么拍都行。
宋 靖：您当时拍《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时候，用以前的胶片相机别人随便让您拍？
王福春：那时候我用过尼康，包括哈苏也用过，最后都不行。到80 年代后期我就用尼康换了一个徕卡相机M4-P，这在徕卡的M35mm 里算小巧的了。当年拍片子时人们防范意识差，玩摄影的人也不多。那时候我就用它一直在火车上拍，从影像质量来看徕卡是最好的机器，除了用21mm 镜头拍场面外，一般情况我都用35mm1.4 光圈的头，口径比较合适，也不变形，视角还大，信息量还够。所以后来我就觉得35mm 镜头我用着最为理想，原地不动35mm，前进一步50mm，后退一步28mm，这就是我总结的口诀。但数字时代以后我这机器就拿不出手了，在火车里还可以拍，但在地铁里光线太弱了，后来就全部用小数码相机拍，不像过去拍得很死板，数码相机机动性、灵活性、随意性都好。现在我又拍动车、高铁，整个车厢里的环境全都变了，而且在车厢里公开拿相机肯定不行，我只能是拿小相机掩蔽性地拍摄。
宋 靖：就像变魔术似的。
王福春：是啊，那种条件逼着我想出各种招。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现在叫潜伏摄影，就是不能公开，像特工人员。我把相机侧肩挎，穿上外衣，当我发现目标时，用手拽出，按完快门手一松，相机回到衣服里，被摄者抬头一看没看见相机，他就以为没照相。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有些镜头想在我眼前溜过去都不容易，因为我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乱看，在车厢里来回走，你走一个来回还可以，走四五个来回旅客就注意你了，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说我是小偷，乘警审讯查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年在车上拍片，练就了一双“贼眼”，列车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候出场，我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这么多年越拍越有感觉，越拍越有感情，拍到后来铁道部的人也被我感动了，他们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看到了我的照片，就来找我，还主动给我开了免票，开介绍信，支持我继续拍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和铁路有缘。到现在我的创作欲望、拍摄激情都一点儿不减。而且摄影让我享受快乐，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的快乐，而是就在你眼前突然出现的快乐。经常是我出门去办事，不管我走多远，一摸发现相机没带，马上回家取。发现手机没带，我都不考虑，爱带不带，我爱摄影就到这种程度。所以这台卡片机24 小时伴随在我身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有些镜头就是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顺手拍下，非常难得，都是生活中的小碎片。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我了
宋 靖：但是您可以整理出来一些专题性的作品。
王福春：我把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还有新世纪拍的火车题材，分为普通车、动车和高铁三个系列。从蒸汽机车拉的绿皮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拉的红皮车、蓝皮车，到今天动车高铁的白皮车，它承载了整个铁路的变化，还有火车里人的变化。70 年代、80 年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戴解放帽，穿解放服，千人一面，千人一服装。80年代中期时装开始出现，什么喇叭裤、蛤蟆镜、留长发、跳街舞等，手拎三洋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90 年代人们追求时尚很普遍了，奇装异服人人穿。2000 年新世纪进入数字时代，手机、电脑满车厢，上网聊天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玩游戏的、玩IPAD 的，从老人到小孩全是玩手机的低头族，而且他们也不再看车上的电视节目了。我在1987 年拍摄了电视机第一次上车厢，那时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现在车厢电视无人看，都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或电脑。这是时代的变化、车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而且我拍摄时也没想到铁路发展这么快。
我对铁路感情太深了，我一踏上列车就兴奋，不知疲惫地一次次在车厢里来回走，有座也不坐，有铺也不休息。说来也神了，那时我患神经衰弱，吃安定五六片睡不着觉。可躺在列车上，列车左摇右摆，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感觉，车轮的隆隆声，就像一首交响乐、催眠曲，很快让我入睡。可是一回到家，一静反倒睡不着。
宋 靖：您一上火车就忍不住想要摄影？
王福春：对，2001 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车上奔波，从没好好休息过，这次坐火车一定老老实实当回旅客，享受旅客的待遇。可在卧铺上躺了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就像长草一样，没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窜。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在火车和地铁里拍片离人最近，而且你会有心理障碍，人家眼一瞅你，你就不敢拍了。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跟人协商啊，我说不能协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一商量瞬间都没了，所以只能偷拍。好在现在地铁里大家都是低头族，还真不注意你，我在地铁里拍了上千张打哈欠的照片，现在手机照相更方便，如果手机能把照相功能放在第一位，手机拍照就更精彩了。诺基亚出的手机4000 多万像素。我最近为诺基亚手机做广告，北京地铁各线都有我的广告大头像。因为机器越小越隐蔽，拍的东西就越鲜活，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最好。我利用职业之便，跑遍全国铁路各线，如果不在铁路工作，连想都不敢去想，也没想过铁路发展得这么快。所以火车基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了，它代表着国家发展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