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 Tam：能否谈谈你创作的主题？
麦克米伦： 我有几个不同的创作主题，去了切尔诺贝利之后，我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加清晰明了。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事物的变化无常以及时间如何改变了它们。
我对自然与文化是如何蹩脚地融合在一起很感兴趣。我拍摄的对象不仅仅是山川，还有山上的建筑、人和移动住宅，吸引我的是自然和文化的混合物。切尔诺贝利是个典型的地方，文化弃之而去，自然重占上风。然而，这一切却是文化——核污染和人类的过错导致的。切尔诺贝利完美诠释了我们与自然的尴尬关系。最初人类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现在却非常复杂，于是复杂导致了灾难。
Daivid Mcmillan《Boat》1998
Ho Tam：能否描绘一下你的创作过程？
麦克米伦： 自1994年，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发生8年后起，我已15次造访那里。当时我在《哈波斯杂志》看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想看看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原本只打算去一次，结果多年来却往返了数次。我试图记录下那里的变化，因为多次造访观察事物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是件有趣的事情。
近些年来，为重返那里拍摄进行准备成为了我的工作重点。我先回顾以往的创作，用1年左右的时间对下一次拍摄进行思考，然后用7到10天的时间实际准备，希望到时能全神贯注，保持警觉，将一切细微的变化尽收眼底。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就只是工作了。
出发之前，我得背着所有装备在跑步机上锻炼，以保证我有足够的体力。可以想象，那里建筑物的楼梯破旧不堪，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攀爬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不但需要充沛的体力，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寻找具有拍摄价值的场景。
Ho Tam：你的创作目标是什么？
麦克米伦：这很难用语言表述，或许是视觉和严肃主题的复合体吧。一方面是色彩和画面——我希望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将看到的事物在头脑中解码，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含义。当我在照片中表现出未被人们注意到的事物之间各种层次的交错关系，比如建筑的几何造型与攀爬其上的藤蔓，就创造出了一种美妙优雅的自然之美。
如果拍摄仅仅是为了制作记录片那很容易，但我想拍出有生命力的照片。有些照片可以兼具这两种特质：既有记录价值又有生命力。真正的考验在于照片冲印出来之后我是否想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它。若是如此，那便是成功之作，因为这意味着它蕴含一种使我愉悦的东西，而并非只有肤浅的表象。
主题与形式之间需要一种平衡。照片本身是一个承载色彩和物像的平面，至于其意义则在于观者如何理解。如果我拍出一张照片，它能够引起我自己的浓厚兴趣，这就足够了。我做这一切都为了自己，这是一种奢华的享受。我不需要把它卖掉，也不必取悦别人，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Daivid Mcmillan《Shipelecki school》1995
“普里皮亚季曾被称为前苏联最理想的城市之一。第一期公寓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核电厂仍在建设中，至事故发生时它已是45,000人的家。那曾是一个完善的现代化城市，拥有学校、商店、医院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无法居住的空城。”
Ho Tam：你在创作中有准则吗？
麦克米伦：我只愿相信前方是美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没人对我的创作感兴趣。尽管你为自己而创作，但还是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欣赏你的作品。你要让自己相信，有朝一日你可能无意中遇到某个景象，看到绝妙的拍摄对象，光线恰到好处，相机摆放适得其位，然后就拍出了令你满意的照片。你必须相信自己。
Daivid Mcmillan《Rehab Pool》1998
“切尔诺贝利虽然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我可以随意进出，随意拍照，不会有人打扰或是赶我走。我的大多数照片摄于普里比亚特——那个被废弃的城市，我的向导把我留在那里任我发挥，然后在约定时间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