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安祖露琪生于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在瓦特当的自家农场长大，那是个仅有2000名居民的小城镇。安祖露琪的作品探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图像的关系。为了寻根，她来到意大利亚得里亚海，随后拍就了《爱怜颂》系列。安祖露琪曾在1998至2008年间担任多伦多艺术摄影中心44号展馆的主管，并有几次来到中国，参与了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的艺术家居留项目。她目前在瑞尔森大学应用摄影系做兼职讲师，与她的丈夫马库斯和她的小猫洛伦佐居于多伦多。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照片本身就是死亡的纪录，它代表逝去了的一瞬。”
——莎拉·安祖露琪
摄影师访谈
Ho Tam：你是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怎样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安祖露琪：对我来说，走上艺术之路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一直热爱艺术，却始终没有信心从事艺术创作。直到25岁我参加了工作，才意识到自己过得不开心。我不得不面对事实，我真正想做的就是搞艺术。于是我辞了工作，回到学校学习，拿到了美术硕士学位。
此前我无法下定决心的部分原因可能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来自工薪阶层，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工薪阶层的价值观就是要成为中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得一心成为医生和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这就是我父母传授给我的思想。而艺术家通常出身中产阶级，他们有家人的支持，并且受过更好的教育，有从事艺术创作的思想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家，而是利用摄影这个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目前而言，摄影对我来说只是个工具，要是对创作有利的话，以后我会改用其他工具也说不定。很多时候我甚至没在拍照，而是把别人的照片拿来，重新摆放，形成不同的对话。我对摄影的专属语言很感兴趣。
Sara angelucci《Lac_Adelina》2010
Ho Tam：能否谈谈你的创作主题？艺术创作的目标是什么？
安祖露琪：我是移民家庭的第一代子女，生长在夹缝之中。一种文化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同时另一种文化也在对我产生影响。这两种价值观时而发生冲突。
我回到意大利，试着追溯历史，看看这些价值观从何而来，进而了解我自己的另一面。有趣的是，我总想跟自己的另一面结合起来，处于其中一面时就怀念另一面。身处意大利时我觉得自己更像加拿大人，身处加拿大时我又怀念自己失去了的意大利人的价值观。而在意大利，我重新接洽了那些我喜爱的东西，这在加拿大无从得到。我的加拿大风格让我和每个意大利人都不一样。平衡这种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还想弄懂更广义的一些事——人们怎么理解摄影以及摄影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在《标8》系列，我尝试去探讨老式8米厘的家庭电影。我把注意力放在影片播放结尾处的圆点上。我对那些瞬间产生了兴趣——人们知道影片即将播完，却仍然想留住那些不可能停留的回忆。这是渴望——一直以来我持续创作的一个主题——重新建立联系的渴望和其不可能实现的矛盾。
有人问我期待作品能有什么效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打动人，能与人建立联系，使人思考。最起码我希望至少能打动他们，使其有所感悟。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成为智力游戏，那就太无聊了。我喜欢视觉上的冲击力，对美怀有激情。美在我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Sara angelucci《Lac_Silvia》2010
“‘爱怜颂’是天主教安魂弥撒仪式的一部分，Lacrimosa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流泪。在意大利那个小村庄里的墓碑的陶瓷肖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词。
我试图懂得自己——我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试图把两段全然不同的历史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努力重新建立联系，但同时也明白时间无法倒流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