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灾后摄影”（aftermath photography）是一种回顾式的拍摄方式，摄影师没有拍摄灾难（战争、冲突、大事件等）本身，却拍下灾难留下的印记。
2016年，你在接受无忌采访时曾提到，在拍摄天津大爆炸的项目时，你会用1天的时间观察和评估现场，“在房间里多待一会儿，坐半个小时，就知道该拍什么了”。你具体在观察什么？评估什么？在北京和昆明，这种对现场进行分析的习惯是否得以延续？
Y：进入一个空间里面拍摄，我会去想，这里之前是什么样子，经过了什么变化，导致它的改变。从细节入手，去追溯人的生活痕迹，然后才到该怎样呈现。即便没法拍出来，也是旁观了他人的生活。在北京和昆明的拍摄也一样，这是一种习惯，包括拍建筑和空间也是如此，我和团队会尽量和设计师沟通，了解他设计的目的、建筑的功能、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G：以昆明的拍摄为例，此时你已经是一名不代表任何媒体的自由摄影师，你如何取得拍摄者的信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并进行拍摄？你如何和他们进行交流？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20年8月24日，昆明。
Y：当时我出发前找了凤凰网的《在人间》，他们愿意发表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搬进烂尾楼的居民需要媒体帮助，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太大难度，他们对媒体是开放的心态。在昆明拍摄的时候，凤凰网还请了一位文字记者张茜，她的沟通能力很强，比我早到一两天，所以有她介绍，也让我轻松了很多。
与烂尾楼的住户交流还是很多生活的东西，去询问他们的背景、生活经历，从中找一找让更多人共鸣的东西。倾听很重要，更不要因为自己从事这份工作，把某种观念或者概念强加给别人。例如有一位大姐，她是开五金店的，她总结自己的生活是“因房致贫”，这就很精辟，比我一个外来者要深刻很多。
G：你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拍摄，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症结？
Y：住房与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又残酷，很多人努力工作很久，集合全家人的积蓄，可能只能在大城市支付一间住宅的首付款，有没有属于自己房子也被人们看做能否在城市立足的标准之一。像北京新建村被迫搬迁的人群，采访时他们中有很多人梦想在北京，哪怕偏僻的地方买下房子，不需要再租房；昆明住进烂尾楼的人中有很多是原本生活在农村，他们是城市化进程参与者，希望能在城市里生活与工作；天津海港城的居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心理上与财务上的创伤要很久才能愈合，他们第一时间向政府申请了赔偿，然后想办法忘掉那个夜晚。
“安居乐业”这四个字是这三个故事中人们最普遍的追求，生活只会暂时的停顿，不会终止，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下去，我祈祷命运对待他们都温和、友善一些。我自己是个生活漂泊的人，理解能够稳定生活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