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影无忌：你在80年代就来到中国，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吗？为什么来中国？那时的中国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戴乐：我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次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在那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只在70年代初上学时，曾有一年的历史课有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容。我的老师像那时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崇拜毛主席。
我妻子陪同我第一次造访中国，我们游历的范围很广，从香港进入大陆（那时广州似乎是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由新疆喀什离开中国，经喀喇昆仑公路转入巴基斯坦。旅途过程往往非常不舒服，火车极度拥挤，道路状况很差。我记得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开了三天的巴士。那时候兑换货币也很麻烦，甚至很难找到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酒店接受外国人），很少有商店可以购物。难以想象现在的中国！
1988年，中国似乎仍然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痕迹，那时不知道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会是怎样，我有许多困惑，也感到非常好奇。这是我又回来的主要原因。
色影无忌：自生物学硕士毕业后你就开始从事摄影了吗？在“碑”系列之前你都拍了些什么？也在其他国家拍摄吗？
戴乐：我以前是个理科生，毕业后我有好几年都在从事生物学研究，我对摄影的爱好完全与之分开。虽然很多年后，我拍了“节肢动物”系列。我在家里铺上白色背景，给昆虫和蜘蛛拍微距肖像，它们看起来像在表演！也许这些照片的灵感来自我的本行，毕竟做研究时，使用的也是电子显微镜，这与微距摄影关系密切。
其实我从17岁起就对摄影发生兴趣。我长大的海滨小镇的主要产业是旅游业。当地一家公司雇用年轻人为海边的游客拍照留念。我们两人一组，一个装扮成大猩猩并把游客抓到笼子里，另一个就拍下照片。碰到老太太时会比较危险，因为她们会想知道大猩猩的性别！说来也怪，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
我妻子来自冰岛。在拍摄“碑”以前，我完成了一个系列，是受到冰岛作家Halldor Laxness的启发，同时与我妻子在冰岛的家人有关。
我在冰岛南海岸的一个小岛上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拍摄计划，同时印度的加尔各答也是我多年来持续记录的城市。冰岛的摄影系列在上海全摄影画廊展出过。
色影无忌：摄影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戴乐：摄影对于我的意义，我还很难准确描述。因为有时摄影像一个引子，帮助我深入了解事物，比如加尔各答的殖民遗迹或中国古代哲学。但更主要的，摄影对于我是表达感情的手段，无法用语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