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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摄影家戴乐（Christopher Taylor）的系列作品“碑”正在上海全摄影画廊展出。戴乐的“碑”系列游荡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描摹的边缘地带，以罕见的压抑情绪回应不可阻挡的进程——在历史与文化变革的面前，发出来自个人的声音。好比“剑走偏锋”，戴乐不拍中国百姓，不拍乡土民风，却花了几年时间拍出一套空镜头构成的“碑”。这个名词已经与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却对中国摄影家们是个提醒，我们是否也该注意些别的？
从科学家到文化人再到摄影家，英国人戴乐并不介意外界给他的“身份”。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融入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探索，不论在冰岛、印度还是中国，他的摄影作品都构筑在丰厚的知识积累之上。摄影不是目的，而是引发探索和情感表达的通道。“无心插柳柳成荫”，科学家的缜密思维和文化人的独到角度，使戴乐的摄影作品无论在社会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都保持了一定的高度。
英国摄影师戴乐
色影无忌：先介绍下“碑”这个系列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拍摄的，使用什么相机？
戴乐：我2000年秋天开始“碑”系列的工作。从1988年1月开始，我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游历过中国，然后是在1994年的冬季。在此期间，我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那时我就知道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系列作品，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思考拍摄方式，以及哪里才是我真正想去拍的。最后我决定把范围缩小到黄河流域北部（因为那里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用无人的场景和独特的内容，完成一套摄影系列，以个人化的方式投射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2001年，我申请到了法国文化部的准许和支持，得以继续在中国工作。
我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很简单的设备——一台古旧的禄莱双反相机（中国的“海鸥”曾是它的一个热门副本）。
色影无忌：你拍摄的并不都是真的石碑，而重点在于用“碑”的概念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隐喻，这样理解对吗？为什么选择“碑”这个主题？
戴乐：正如你所说，“碑”是一个隐喻的系列。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是在最近一次来中国，也就是快要拍完这个系列的时候，才决定下来——为了这个系列我三次来到中国，每次都超过2个月。然后在2003年，我再次回来，去平遥摄影节参展（那次的摄影展中，我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照片）。
20年来我一直使用正方形画幅，我喜欢简洁的构图，视觉主体集中在画面中央。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拍摄了“碑”系列里早期的一些照片，其中的画面主体都有着像“碑”一样的形式。
2000年，也就是我开始做这个项目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欧洲，把这些照片给一位文学专业的朋友看。照片令她想起法国诗人和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清末时谢阁兰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那时他写了一本短诗集，上面的诗歌以碑帖的形式录出，这也是受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诗集的名字是“碑” ，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却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显现出诗人自己的意志。巧合的是，这似乎正好为我的动机提供了一面镜子。在2001年和2002年，当我回到中国时，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最后，我“借来”诗集的题目“碑”，来命名自己的摄影系列，以此向谢阁兰致敬。
色影无忌：“碑”系列中镜头全是对准静物和场所，不对准人，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观看方式呢？
戴乐：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在画面中消除人物。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有人在照片里，他立刻会成为视觉中心，这并不是我的意图。人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安抚的情绪，但安抚的情绪不是我特别要表现的。此外，人物给照片以时间感，而我希望建立永恒感，即时间不存在的感觉。照片一定与个人情感有密切的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以直白的形式呈现这个意图罢了。因此，就像你所说“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我选择了黄河流域，一个是为了它与过往时代的联系，另外黄土高原的干旱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黄河景观本身，似乎也映射出中国的历史。这样干旱无情的地貌可能有助于制造一种距离感，这一点，大概也吸引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