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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摄影家戴乐（Christopher Taylor）的系列作品“碑”正在上海全摄影画廊展出。戴乐的“碑”系列游荡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描摹的边缘地带，以罕见的压抑情绪回应不可阻挡的进程——在历史与文化变革的面前，发出来自个人的声音。好比“剑走偏锋”，戴乐不拍中国百姓，不拍乡土民风，却花了几年时间拍出一套空镜头构成的“碑”。这个名词已经与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却对中国摄影家们是个提醒，我们是否也该注意些别的？
从科学家到文化人再到摄影家，英国人戴乐并不介意外界给他的“身份”。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融入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探索，不论在冰岛、印度还是中国，他的摄影作品都构筑在丰厚的知识积累之上。摄影不是目的，而是引发探索和情感表达的通道。“无心插柳柳成荫”，科学家的缜密思维和文化人的独到角度，使戴乐的摄影作品无论在社会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都保持了一定的高度。
英国摄影师戴乐
色影无忌：先介绍下“碑”这个系列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拍摄的，使用什么相机？
戴乐：我2000年秋天开始“碑”系列的工作。从1988年1月开始，我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游历过中国，然后是在1994年的冬季。在此期间，我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那时我就知道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系列作品，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思考拍摄方式，以及哪里才是我真正想去拍的。最后我决定把范围缩小到黄河流域北部（因为那里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用无人的场景和独特的内容，完成一套摄影系列，以个人化的方式投射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2001年，我申请到了法国文化部的准许和支持，得以继续在中国工作。
我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很简单的设备——一台古旧的禄莱双反相机（中国的“海鸥”曾是它的一个热门副本）。
色影无忌：你拍摄的并不都是真的石碑，而重点在于用“碑”的概念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隐喻，这样理解对吗？为什么选择“碑”这个主题？
戴乐：正如你所说，“碑”是一个隐喻的系列。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是在最近一次来中国，也就是快要拍完这个系列的时候，才决定下来——为了这个系列我三次来到中国，每次都超过2个月。然后在2003年，我再次回来，去平遥摄影节参展（那次的摄影展中，我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照片）。
20年来我一直使用正方形画幅，我喜欢简洁的构图，视觉主体集中在画面中央。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拍摄了“碑”系列里早期的一些照片，其中的画面主体都有着像“碑”一样的形式。
2000年，也就是我开始做这个项目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欧洲，把这些照片给一位文学专业的朋友看。照片令她想起法国诗人和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清末时谢阁兰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那时他写了一本短诗集，上面的诗歌以碑帖的形式录出，这也是受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诗集的名字是“碑” ，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却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显现出诗人自己的意志。巧合的是，这似乎正好为我的动机提供了一面镜子。在2001年和2002年，当我回到中国时，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最后，我“借来”诗集的题目“碑”，来命名自己的摄影系列，以此向谢阁兰致敬。
色影无忌：“碑”系列中镜头全是对准静物和场所，不对准人，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观看方式呢？
戴乐：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在画面中消除人物。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有人在照片里，他立刻会成为视觉中心，这并不是我的意图。人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安抚的情绪，但安抚的情绪不是我特别要表现的。此外，人物给照片以时间感，而我希望建立永恒感，即时间不存在的感觉。照片一定与个人情感有密切的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以直白的形式呈现这个意图罢了。因此，就像你所说“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我选择了黄河流域，一个是为了它与过往时代的联系，另外黄土高原的干旱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黄河景观本身，似乎也映射出中国的历史。这样干旱无情的地貌可能有助于制造一种距离感，这一点，大概也吸引了我。
色影无忌：你在80年代就来到中国，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吗？为什么来中国？那时的中国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戴乐：我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次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在那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只在70年代初上学时，曾有一年的历史课有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容。我的老师像那时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崇拜毛主席。
我妻子陪同我第一次造访中国，我们游历的范围很广，从香港进入大陆（那时广州似乎是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由新疆喀什离开中国，经喀喇昆仑公路转入巴基斯坦。旅途过程往往非常不舒服，火车极度拥挤，道路状况很差。我记得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开了三天的巴士。那时候兑换货币也很麻烦，甚至很难找到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酒店接受外国人），很少有商店可以购物。难以想象现在的中国！
1988年，中国似乎仍然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痕迹，那时不知道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会是怎样，我有许多困惑，也感到非常好奇。这是我又回来的主要原因。
色影无忌：自生物学硕士毕业后你就开始从事摄影了吗？在“碑”系列之前你都拍了些什么？也在其他国家拍摄吗？
戴乐：我以前是个理科生，毕业后我有好几年都在从事生物学研究，我对摄影的爱好完全与之分开。虽然很多年后，我拍了“节肢动物”系列。我在家里铺上白色背景，给昆虫和蜘蛛拍微距肖像，它们看起来像在表演！也许这些照片的灵感来自我的本行，毕竟做研究时，使用的也是电子显微镜，这与微距摄影关系密切。
其实我从17岁起就对摄影发生兴趣。我长大的海滨小镇的主要产业是旅游业。当地一家公司雇用年轻人为海边的游客拍照留念。我们两人一组，一个装扮成大猩猩并把游客抓到笼子里，另一个就拍下照片。碰到老太太时会比较危险，因为她们会想知道大猩猩的性别！说来也怪，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
我妻子来自冰岛。在拍摄“碑”以前，我完成了一个系列，是受到冰岛作家Halldor Laxness的启发，同时与我妻子在冰岛的家人有关。
我在冰岛南海岸的一个小岛上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拍摄计划，同时印度的加尔各答也是我多年来持续记录的城市。冰岛的摄影系列在上海全摄影画廊展出过。
色影无忌：摄影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戴乐：摄影对于我的意义，我还很难准确描述。因为有时摄影像一个引子，帮助我深入了解事物，比如加尔各答的殖民遗迹或中国古代哲学。但更主要的，摄影对于我是表达感情的手段，无法用语言替代。
色影无忌：“碑”系列单张照片的情绪很细腻，初看是一种平静而压抑的感觉，多看又会感到隐隐有种宿命的意味，这与你在中国的经历有关吗？
戴乐：我非常喜欢你对“碑”系列的理解，你让我觉得我并没有浪费时间。如果有一种“宿命感”（可能不是最恰当的词，但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的话，那是因为它可能反映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进程的一部分。我认为孔子已经暗示，河不能回头。这也许是我在阅读中国古代思想时会感觉到的情绪，这种情绪贯穿在我的多部作品中，但在“碑”里面得到更多体现。
在“碑”的拍摄过程中，我喜欢一个人在小镇里漫步，然后步行到农村，继续走下去，直到我感到完全孤独。
色影无忌：谈谈你最近的拍摄计划吧，继续在中国大陆行走吗？
戴乐：我最近完成的项目是拍摄加尔各答的城市建筑。这是对英国文化根源的重新审视。加尔各答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的标志，也是英国全球资本扩张的开端。最初该项目是关于“权力”，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用来从事行政工作的建筑上。但接下来我就开始跟一个孟加拉语作家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心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书，现在我们已经在合作第二本书。我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着迷，并意识到它背后的故事非常复杂。
为这个项目，我开始使用大画幅相机和单页胶片，因为这是拍摄建筑最合适的设备，能制作出细节丰富的印刷品。现在我也在开始使用大画幅相机来拍摄中国许多省级城市周边的农村——这是我还未完成的作品。
色影无忌： 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观看中国的新视角，希望以后看到你的更多作品。
戴乐：谢谢。
戴乐（Christopher Taylor）简历
1958 生于Skegness英国。
1977/1980：生物系，谢菲尔德大学。
1981/1984：研究生，生物系，Hull大学。
1986/1988：在亚州旅行
自学摄影。
个展
2009 –不恰当画廊， 那亽，日本。
2009 –惟一的相机画廊，巴黎，法国。
2008 – 全摄影画廊，北京，中国。
2008 – La Cartonnerie, Reims, 法国。
2008 – Stimultania, Strasbourg, 法国。
2007 –海鸥艺术结构，加尔各答，印度。
2007 – Tasveer 艺术, 德里，孟买，印度。
2006 –全摄影画廊，上海， 中国。
联展
2009 – L’évocation documentaire, 艺术行动, 日内瓦，瑞士城市
2008 – AERA, ‘中国的大城市’图卢兹, 法国。
2007 – 中国的思想, Trevi 文化中心, Bolzano, 意大利。
2007 – 东京艺术博览会, 不恰当画廊， 那亽，日本。
出版物
2009 – 白黑 (到帝国的加尔各答中心的旅行), Niyogi Offset, 新德里, 印度。
2007 – 画册, Tasveer 艺术, 爆破筒, 印度。
碑 - 戴乐 摄影展
开幕时间: 2009.05.30 4pm
展览时间: 2009.05.30 - 2009.07.10 10am - 6pm 每天
展览地点: 上海市莫干山路50号13幢2楼 全摄影画廊 20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