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拍照的第一个十年，是台湾的黄金岁月；第二个十年，是台湾的变化岁月；
第三个十年，我一边拍，一边失望。”
色影无忌：您信佛教已经10多年了。您觉得这对您的作品有没有一些影响？
阮义忠：所谓的信教，不是一种很仪式化的信教，因为我所皈依的师父证严法师她不是一个出家人，而是一个当代很特殊的人物。她除了是一个宗教家之外，还是一个慈善家、教育家，甚至是一个思想家。我皈依她是因为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宗教是“走入人间”的宗教。
这个师父在42年前创办了一个慈济基金会。一旦台湾、世界发生什么灾难，慈济的义工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台湾9·21地震的时候，灾区很多学校被震垮了，重建需要大量的经费，大量的投入，所以他们希望透过文化界的人士，增加曝光率。他们希望一些文化人士能到灾区去与孩子互动，就找上我，我才认识这个慈济。也立刻变成了慈济的一份子。
那个时候，我正是要举行告别20世纪四个大展览的时候，展览是1999年10月4号，地震发生不久，差点展览都没法进行下去。大难当前，自己还开个人摄影展览，我觉得不对。当时我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成为慈济一员以后，我决定把展览的作品变成义卖，因为那样作品才有了真正的社会价值。
换句话说，那个灾难让我重新认识到，身为一个艺术家，要对自己的创作尽一份社会责任。
另外一个因缘是，信佛以后我原来比较冷漠的心也被摇醒了。我原来是对台湾失望了。因为我拍台湾的好慢慢消失了。政党活动过于频繁，阶级的对立加深，很多事实都被扭曲，社会不明，善恶不分。原来我一直觉得台湾是华人的希望。因为他的文化、他的伦理道德观念没有断层，这是大陆所没有的，但台湾都有。我前面拍照的第一个十年，是台湾的黄金岁月，第二个十年，是台湾的变化岁月，第三个十年，我一边拍，一边失望。《告别20世纪》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告别台湾。但是信佛之后我仿佛又找到了一种希望所在。后来，我就拍了很多很多一系列跟慈济有关的作品。
色影无忌：您如何看待数码时代的摄影？您自己会使用数码相机么？
阮义忠：数码相机也有其合理的地方。我现在开始拍慈济这部分的东西，用的就是数码，因为跟他们的档案系统有很大的相容性。但我拍自己的东西还是喜欢用传统的。因为我做什么都把它当成享受。我绝对不会说因为哪个比较简单，哪个比较快速，就选择那个。我是哪个比较享受，就选择做哪个。比如我家里现在还是我扫地，洗碗盘。很多人认为是苦差事，但我认为做起来很快乐。因为我把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试着变成一种快乐。我要找到快乐点。那做起来就有意思。摄影让我得到最大的快乐就是，心跟眼睛，还有大脑同时聚焦在一点的时候，投入。我投入在眼前的景物，人物，事物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你没有拍照，就不会把这三者同时聚焦，只有摄影的时候才这样，不然拍不到好照片。
生命中撞击的火花在那个时候会释放出来，变成你的作品。按快门时的感动，就是照片出来观者的感动。
另一方面，要保证影像的感动力，技术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东西会打折扣，所有技术上的失败都会使得影像的表现力打折扣，包括你相机操作的技术，暗房的技术等。我做什么都喜欢做到最好。你会发现当你技术很好时，就会把别人的东西不打折扣，使别人的感动力再加倍。这就是一个技术很重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