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对书里的插图非常感兴趣，比如《儒林外史》，文字我看不懂，但我喜欢里面的图。父亲工作的缘故，我从小接触到很多国外科技设备方面的彩色样本，进口的铜版纸，那个年代很难见到。我就把这些样本拿去给同学分了，包书皮儿。
父母对我管得不严，很自由。我对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创造性的东西兴趣很大，比如电影。我喜欢研究各种电影，上大学时父亲还来学校给我送电影票。这件事还被学校公开批评了，说他冒充家长。他们觉得不可能有家长跑到学校，就为让孩子看场电影（笑）。
▲ 雅昌北京总部收藏的大幅拍摄相机，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幅面的、精度最高的全自动胶片机。
G：1980-1984年，您在北京印刷学院印刷机械专业学习。您如何评价大学时期对您的意义？
W：现在的印刷学院，更多是强调科技和艺术的结合，研究艺术如何利用科技。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印刷就是机械制造，是纯制造业的东西。印刷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同时又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但就像相机的核心技术国内没有掌握一样，国内的印刷技术更多还是边缘的技术。
我对大学专业没什么兴趣，是父母给报的。基础科学我没问题，但学到专业课，我觉得很无聊，没有任何的创造性。
大学期间，我更多时候是去看音乐会、芭蕾舞、摄影展。直到大三时，学到“企业管理”这门课时，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它有创造性，可以给我很大的空间，我当时还是课代表。
G：1985-1992年，您在深圳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工作，之后在1993年创立了雅昌。这七年想必对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W：美光是中日合资公司。这里有件很戏剧性的事：1985年面试我的老板是一个日本人。2003年，他在大阪退休，我邀请他来雅昌工作，成为了他的老板——他在雅昌工作了15年，从60岁做到75岁。
雅昌最早的两个“外援”，一个是他，搞技术的，另一个是搞业务的，曾经在日本都是我的老板。
G：他对您的影响大吗？
W：他是日本上市公司技术部部长，技术方面对我影响比较大，但后来他什么事儿都跟我商量，基本是我在管理他（笑）。
G：这七年，您都学到了什么？
W：我觉得这七年才叫上大学。美光是当时日本最高级的制版公司，现在叫“印前”，其实就是做影像数据处理的公司。现在的数据处理用途很多，但当时的用途就是印刷。
▲ 雅昌在技术上非常重视学习，图为赴土耳其学习到的一种古老的湿拓画技术及其应用。
在这家公司里，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新、很棒的，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它的设备都是国际最先进的，工作环境是全空调、恒温恒湿的。八十年代，就连星级酒店都很少见，但身处这样一家现代化的公司，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在人的层面上，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就不必再说。日本人的特点是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分高效的团队，但单拎出来水平就会下降。
这七年我接受了非常系统的训练，从生产管理开始，到技术管理、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到对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给我后来创业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期间，1988年我去到日本学习，前后有17个不同工作环节的日本专家轮流培训我，我每天都在公司待到很晚。
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好的环境、好的技术、好的流程、好的专业；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人才，怎么去培训人才。在美光，26岁我就被董事会选为董事，因为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和对客户强烈的责任感。后来轮到我派员工去日本学习，他们有的人还不想去，我说你们必须去，我亲自送他们去广州坐飞机。
成立雅昌后，从1999年开始到2019年新冠前，每年我都会派公司员工去日本学习。
▲ 铂金印刷技术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