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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黎：无法撒谎的人生—黛安·阿勃丝

色影无忌

黄东黎

迦沐梓

2013-02-19

To D-, Dead by Her Own Hand

by Howard Nemerov

My dear, I wonder if before the end

You ever thought about a children’s game—

I’m sure you must have played it too—in which

You ran along a narrow garden wall

Pretending it to be a mountain ledge

So steep a snowy darkness fell away

On either side to deeps invisible;

And when you felt your balance being lost

You jumped because you feared to fall, and thought

For only an instant: That was when I died.

That was a life ago. And now you’ve gone,

Who would no longer play the grown-ups’ game

Where, balanced on the ledge above the dark,

You go on running and you don’t look down,

Nor ever jump because you fear to fall.

黛安·阿勃丝

这是黛安·阿勃丝最亲爱的哥哥霍华德·内梅洛夫给她写的悼词。1971年7月28日，一切都如往常般继续，只是黛安·阿勃丝家的电话两天了一直无人接听，她的挚友马文·伊斯雷尔决定亲自去看看，发现她薄衫附体，侧躺浴缸，割腕自杀了，并且，她的遗体已处于腐烂状态。人们在她的桌上发现了日记，最后一页上写着：“最后的晚餐”—7月26日。

《Diane Arbus》一书的作者帕特丽希娅·博斯沃思在后记中说，“黛安，以及沃克·伊文思、罗伯特·弗兰克的组品，被看作是纪实摄影由20世纪30年代的关注社会，转型到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美的关注个人与个人感受的主要力量。同时，黛安的自杀让她变成了与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玛丽莲·梦露一样的传奇人物，她声名鹊起，被浪漫化‘备受折磨的天才’，她边缘化的生活比之处心积虑奋斗而来的艺术作品更为引人瞩目。”

她的一生直到死亡都神秘而不可思议，这样传奇的人生让人毫无掌控力，但就像罂粟般让人渴求而却步，我们不敢肆意地生活，因为我们受着道德伦理和社会制约的强大约束，于是在社会洪流中我们大多隐藏了真实的自己。而黛安·阿勃丝作为一位女性，她无所禁锢，对自己所着迷的事物表达出最大的热忱，满溢的情感和敏感的神经时时刻刻都在找寻着出口，以至于焦躁、抑郁成疾，这个无比感性、拥有丰富情感的女人设法用她的肉体和灵魂救赎自己，体验潜意识伸出被压抑的所有噩梦和幻想。她是多么努力地生活，她渴望做一个贤妻良母，一生只跟随她的丈夫阿伦，但她内心女性独立的呼声又告诉她说要靠自己的双手赚取报酬，作为女性她内心有着与男性竞争的潜意识。但重要的是她所追求的并不仅限于生活，她对某个事物和某个人的迷恋和全心投入简直让人惊叹，她是真正的融入其中去体验，而不是假借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无论是选择用危险的方式抗争，还是肆意展现旁人所不能及的才华，她都希望借由这些痛楚、抑郁、快感等身体和精神上的刺激感受自己的存在，保持神经的敏感，如此之诚实得面对自己，这是我最敬佩她的地方。

人们认识阿勃丝都源于她所拍摄的侏儒、巨人、变装癖、裸体的、变性的等社会边缘人，她被认为是“专门拍摄畸形人”的摄影师，尽管她不喜欢被这样定义。但的确，除了工作外，她的题材几乎围绕那些神话般的人物，她从未解释过她为什么会对这些人感兴趣，事实上她也从未对艺术上的任何创作给出确切的解释。看黛安·阿勃丝的作品，大多数人的感受是受到冲击和惊奇，因为这些不同于自己的对象的曝光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态。但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美国教授谈到他对于阿勃斯的看法，我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了不同于大多数我身边人的感受，那是感动、安慰和尊敬。对待众多质疑的声音，他的眼神流淌着平静，缓缓道来，他说阿勃丝在美国是三大杰出女性摄影师之一，他收藏了她的一幅肖像照片，挂在家里，因为他的小女儿也有些身体上的缺陷，说到这里，他露出了一位慈父关切的表情。所以，在他眼中，阿勃丝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这些边缘人群，为他们拍摄，和他们共生，“把不寻常的描叙为寻常的、可以被接受的，注入极端的专注和小心翼翼的疏离以及信念”，这位直率的女性所做的努力该是触动了这位感同身受的父亲。虽然，这些照片从创作到为人所知都遭到很大的争议，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各持己见，但不可否认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我不拍摄他们，人们便无从看到他们”，事实上，人们的目光无论多少次仍旧徘徊在这些让心灵震动的影像上。彼得·特纳在《美国摄影：1945-1980》里说到，“在她照片人物无所畏惧的目光的逼视下，她的观众惧怕了、畏缩了，可同时她也冒险举起了一块巨石。但在相应的安全距离内，他们却吸引着你，吸引你注视他们的眼光”。约翰·撒考夫斯基也说过“没有第二个人能以她那样的方式拍照，也没有人能拥有她那样审视现实的眼光”。

作为摄影师，她的勤奋努力和独具异禀可见一斑。她为了完成《先生》杂志交给她的拍摄纽约夜生活的任务，甚至去过陈尸所、曼哈顿的廉价宾馆、妓院和肮脏的旅馆，不仅仅拍摄像健美运动员肯尼思·豪那样风光的人物，还拍摄男童子军的聚会、警官学校和福利岛上的老人。她还钻水道，闻过浓重的血腥味，听过屠宰场牲畜的哀嚎。在那个新潮却又保守的时尚风格下，她对杂志编辑强硬地要求“允许优雅与污秽并存”。她记下每个让她神经敏感、雀跃兴奋的人的名字及其特征，我们似乎可以把她对摄影的特殊兴趣定义为对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她在床头放了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一长串她要拍摄的地名和人物，这样的状态无不勾起艺术家的共鸣，每一天都身心力竭但不知从哪又生出了脱胎换骨的力量投入第二天的拍摄。四个多月的全心投入，经常需要穿着雨衣，背着沉重的相机包，她还是几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她说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个探险者。

她持续地和她生命中每个阶段对她有着重要影响的人对话，并勤奋的实践。她容易入迷的非凡能力，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投入全身心的力量，这正是她摄影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她从早到晚在城市里游逛，中央公园、四十二街的自助餐厅、华盛顿广场等等，如果对哪个人产生了兴趣，她就走上去与人攀谈。似乎她每拍摄一个对象，她都花了大把的时间去过他或者她的生活，她可以整个秋季都跟着一个流浪汉，每天从清晨5点就和他一起捡垃圾再卖掉。她与许多奇特的拍摄对象发生过性关系，让人难以置信，她从不避讳去谈这种体验的美好和原初性，以及对她和她的创作的重要性，甚至时常兴奋地说起每一次性体验的详细过程。马文·伊斯雷尔，这个黛安后半生最信赖的人，曾说，“对黛安来说，最珍贵的不是照片本身（结果），而是体验——是拍摄这件事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想每个拍摄肖像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因为和人打交道是充满变数的，仿佛一次冒险，你必须小心翼翼的踏进他的领地，这可能要充分发挥你的表演功力，也可能需要你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等待。黛安花了不少的心思去“勾引”她的对象。莫德尔是黛安的恩师，莫德尔很欣赏地说“受某种神秘的、潜意识的力量驱使，黛安开始在她的照片中确立一种艺术，它既是对自我生活的解放，同时也是一种证明。”

黛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用120画幅禄来拍摄的，最初她也和别的纪实摄影师一样用莱卡，她也经历了从135相机转变到正方形构图的彷徨无措。但到1965年，她已经完全掌控了手中的机器，闪光灯和方画幅使她对影像有了更强的控制力。闪光灯能够抓住黑暗中的人物的各种细节，黛安愈发自信，关注的内容越发尖锐，也更加不可思议了，她能够轻而易举地洞察人们的感受，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总是让你感觉舒服，并不自觉的说出心底的话，就像一个心理医生。每当接触一种新情况时，她仍感到羞怯和恐惧，但恐惧使她兴奋。当她在街上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时，她会小心翼翼的去取得那个人的合作和信任，其方法就是用自己的放松和自我显露来换取对方的放松和自我显露，卸下心防，坦率友好的去获取信任，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使得她常常每拍完一个人后精疲力竭，但这一招很好用。

罗伯特·本顿，他是“男性杂志”《先生》的艺术指导，赞赏黛安：“黛安懂得题材的重要性。她具有发掘特殊题材的特异功能，然后，再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用相机去面对她的拍摄对象——喔，就像我从前从未见过它一样。她所表现的侏儒或异装癖给人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她离这些人很近，而然又保持着客观的态度。”黛安和南格尔丁有相同的体验，南格尔丁也将相机当做是她的保护神、挡箭牌。相机给了她们一条途径，使她们能进入各种“禁区”，她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

但黛安似乎总是在与社会、家庭和她自己抗争，到最后的日子，她的忧郁症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阿伦婚姻的破裂、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不抱希望等等问题愈发严重，并且，为了完善她的艺术，她与太多的人断绝了关系，她孤独、寂寞、形单影只，陷入绝望已成必然。1965年，当黛安最早期的三幅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名为“最新添置的作品展”中露面，黛安在展览开幕前去过好几次博物馆，担忧公众对这些照片会有意什么反应？而事实是每天都要擦拭照片上的口水，因为公众对它们的反应太激烈了，非常的难受和恐惧。而黛安因此也出走了好几天。庆幸的是她经历的几个阶段都遇到了在精神上给予她帮助的人，每次拍摄完毕，她就往家里跑，煲电话粥，和她的姐妹、朋友一打就是几个小时，她总是告诉她的朋友说，她真正要做的是在平静和孤独中干她自己喜欢干的活儿，既没有压力，也不期望得到什么。

这是一个充满磨难的女人，可贵的是她真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从不撒谎。对于上层社会的拍摄对象，她总是具有侵略性和掌控性，骑在对象的身上，又或是当他们卸下伪装的一瞬间捕捉被撕破虚伪时惊恐的面孔，真真切切地让你看到自己内心的恐惧。但对于畸形人，她都愿意融入他们，在他们最放松的时候拍摄，让与众不同的他们最自然地呈现。而留给观者的则是这赤裸裸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