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1年Sheila Turner-Seed对布勒松做的访谈，也是一个摄影师系列访谈之一，它最近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主要原因是Sheila意外去世之后，这些访谈一直保存在ICP摄影中心，她的女儿最近则试图打开时间胶囊，制作一个新的纪录片追溯母亲，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些尘封的访谈。
Ezra Pound Henri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1971. 埃兹拉·庞德 1971年布勒松拍摄
《※※※※》的LENS最近以《布勒松：生活与观看》（Henri Cattier-Bresson:Living and Looking）刊载了访谈片段，教室将之摘录如下：
布勒松：我对纪录（documenting）不感兴趣。纪录是极其沉闷的，我不是一个好的记者。1946年，我在MoMA做展览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卡帕跟我说：“亨利，你要当心，你最好不要给自己贴上一个超现实摄影师的标签。要是你这么做了，你就不会再得到拍摄任务，成为温室里的植物。你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但你的标签应该是——摄影记者。”
但我接受的艺术训练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我自己也仍然觉得和超现实主义者非常接近。而卡帕非常有说服力。我再也没有提超现实主义这事儿，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但我追寻的是我的营生，否则我就找不到活儿了。报道就是一种记录方式，有些记者是非常好的作家，但也有些人就是把事实一个个堆积起来。而事实本身是无趣的，事实后面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对于摄影来说，就是照片发出的召唤。有的照片犹如契科夫或者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短小精悍但蕴藏整个世界。但拍摄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有些东西会突然跳到你面前。我是一个特别冲动的人，很糟糕，对我的朋友和家人来说，都是麻烦。我很焦虑。但我把这些都善用在摄影中，我从不思考，设置好相机，很快地，咔嚓一下。
问：你是如何开始摄影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冒险的生活，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喜欢在家庭纺织业工作。我父亲的兄弟是一位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去世了，那时我是5、6岁，当他死后，我一直梦想着画画。我的父亲说，“嗯，好吧。”他很亲和，并不强迫我一定要做生意。所以我在我已逝叔叔的朋友那里画画。后来，我在André Lhote的工作室待了两年，虽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他和让·雷诺阿导演的友谊。
这有两幅图让我记忆犹新。一幅是Munkácsi 的三个孩子向着海滩上一个巨浪奔跑。这是如此的完美，人物关系、动态、构图都是精彩的。但它并不是摄影作品，我觉得相机可能是获得直观影像的更快方式。
问：你认为你现在比20岁看到的更多么？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东西，但却不多不少。我最好的照片就在《决定性瞬间》那本书里，我20岁拍的，大概是两周的时间，从第一天拿相机开始拍，就是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教学无用的地方，因为摄影有关生活和观看。那些摄影学校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能教什么？你能教我如何走路么？
问：它给摄影师提供了工作。
是的,但它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它会影响你的工作方式，这和与人打交道是有些出处的。
问：摄影师Josef Breitenbach曾和我提到，他感到好的摄影师是天生注定的。
我同意。但不管你有天赋还是没有，但如果你有，那么你就有了一种责任，你必须要去做事情。
Sheila Turner-Seed and her daughter, Rachel.
问：您能谈谈当初去中国旅行的经历么？
答：我真不想说任何话。这就好像你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你喝到的葡萄酒是装在玻璃瓶里，不是带着标签的瓶子。人们应该去品评这是不是好酒，但他们却只是急于想知道标签究竟是什么。所以，这非常可怕。这就是我认为不应该有任何图片说明的原因。你应该学会看。我们保持应该觉醒和敏感。但大家不这样，如果酒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好酒或者坏酒，因为没有看到年份。我认为照片就不应该有说明，只需时间地点就可以了。时间非常重要，因为事物随时间会变化。
我痛恨旅游，我就喜欢住在一个地方。我不喜欢短期访问。罗丹说过：“那由时间凝固的，终会得到时间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