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
以直面现实社会尖锐矛盾著称的艺术家渠岩拍摄，在他的“乡村三部曲”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空间生态，通过《生命空间》中表现的乡村医疗状况的严峻和矛盾，反证出《权力空间》的权力失语和行政不力，也印证了《信仰空间》中乡村信仰的扭曲和畸形化的病因。针对他的“空间”系列，无忌进行了专访。
对话渠岩：
“这三部‘空间’系列作品是彼此关联的。”
色影无忌：“乡村三部曲”这个拍摄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源于什么灵感？
渠岩：我从2005年首先开始拍摄《权力空间》，拍摄《权利空间》的想法是源于我早期的装置作品《寄生报告》，我想做权力寄生方面的装置作品。从权力这个概念深入思考后，就感觉还是用摄影记录的方式，直接在现场呈现，可能要比用其它媒介转换要来的直接和客观。所以我就开始深入现实，在基层乡村做长期而持续的记录和拍摄工作。先拍摄了两年《权利空间》，后两年又拍摄了《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如果说《权力空间》是我切入现实的开端，那么《信仰空间》和这组《生命空间》就是我深入现实的延伸。它们是我在坚持直面现实社会尖锐矛盾的过程中，在现实中从一个问题又发现另一个问题中延伸出来的，也是从现实中的逻辑关系中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三组作品是我深入现实完成的乡村三部曲，通过《生命空间》中表现的乡村医疗状况的严峻和矛盾，反证出《权力空间》的权力失语和行政不力，也印证了《信仰空间》中乡村信仰的扭曲和畸形化的病因。这三部“空间”系列作品是彼此关联的。
“权力空间”系列之十 山西省灵丘县下关乡下关村村长办公室（创作时间2007年） 渠岩摄
色影无忌：我想“乡村”和“农村”也是有区别的吧？您关注的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这一部分？
渠岩：在中国，“乡村”和“农村”其实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的，都是与“城市”的概念相对立的。因文化和地缘的不同，叫法也不同。西方的文学作品里，相对于城市之外都叫“乡村”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家还是习惯以“乡镇”和“农村”来区别基层两级的概念。而我所指的“乡村”，就包含了整个中国的“乡镇”和“农村”。
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没有让农民得到实惠，却让农民的负担有不断加大的趋势。经济的发展带来农村面貌的变化。但在偏远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乡村，还基本处于市场化的边缘位置，自身的发展受到地域和资源的限制。但物质消费主义的引导和宣传却非常强大，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观念，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考验。由于社会的急速变化，大批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乡村的精英流失就基本上与村庄失去了联系，大多留在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而不愿回头。村里就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儿童，过去困扰农村的许多问题虽然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瓶颈和障碍。我正是开始关注这些深刻影响和困扰农民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