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题为《民间·10×10·陕西纪实摄影新生态》的大型联展于2010年1月9日在西安开幕。这次展览，是明确以“民间”为主题的纪实性摄影联展的第一部分，由10位从30多岁到60岁的10位摄影者参加，每人限定10幅，总共100幅作品。虽然这只是“民间·陕西纪实摄影新生态联展”的第一组展示，但已经比较鲜明地显示了陕西纪实摄影三代人的阵容和坚持。展品多是2005年以来的新作。
这次展览由陕西人焦景泉、石宝琇策展；万鼎为展示艺术总监。参展者有：张晓明、杨小兵、孙越峰、黄新力、彭祥杰、秦岭、苏智、李胜利、马向群、白涛等。
针对陕西纪实摄影展《民间·10×10》的策展思路和相关背景，色影无忌对两位策展人焦景泉和石宝琇进行了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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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目的还是对中、青年，尤其是对青年一代给与支持、扶助
彭祥杰作品《大地·2004》
色影无忌：这次联展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产生？初衷是什么？
石宝琇：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摄影圈儿里，当然主要是陕西，以年纪划分着活动群的现象比较普遍，即老、中、青各有所属的圈子，基本互相不甚交流。既然同省，又同属纪实摄影的一类，为什么不能正常的进行沟通？是代沟？还是价值观或者学术上的差异？拟或还有其它的原因？经过逐个接触，发现大家其实都期盼一个和睦、宽容的环境来接近，来互相学习、补充，更希望有一个同时展示老、中、青作品的机会。看来，我们是心胸“萎缩”了些儿，一层纸就这样轻易的被捅破了。于是，先由焦景泉和我策划第一次展览，先选择10位，每位10幅作品；之后陆续展出，把这种在新世纪的关切民间的陕西纪实摄影活动纳入一种新的秩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生态”。说是三代人的联合展示行为，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对中、青年，尤其是对青年一代给与支持、扶助，因为他们将是陕西和中国纪实摄影充满生机的传承者。
焦景泉：在2009年的平遥摄影节，有一个《向西向西——西部摄影师联展》。在此展览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西北风’的主体‘陕西群体’的名存实亡和代表人物侯登科的离世，西北摄影便逐渐沉寂下来。”策展人的这段阐述，其实对陕西摄影者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不大了解陕西的实际情况。陕西的纪实摄影在最近几年貌似寂静，虽然只有几位中、青年作者走出陕西，但在实际上却有更多的热衷于纪实的摄影者勤奋地奔走于“陕甘宁边区”，拍摄各自钟意的题材和题目；有的成绩显着。但基本上都是“散打”。在这种状态下，聚合、集中展示，是大家共同的心仪。
色影无忌：在摄影师的选择上，策展方面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焦景泉：首先是必须保证老、中、青三代人齐全，即30岁到60岁皆有。作品题材涉及面要宽，不能都拥挤到一两个“胡同”里。再就是选择有个性化表现手法的，具有挑战性的更好。
石宝琇：一是影像表现有特点；二是坚持深入民间的持续拍摄者；三是近五六年内的新鲜作品。
某一代人的影像和题材表现会有趋同现象
张晓明作品《向北》
色影无忌：这次十位摄影师的作品，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焦景泉：这10位摄影师的作品共性就是民间—百姓生存—正常态。题材上的差异是城、乡和农、工。
台湾资深摄影评论家萧嘉庆先生说得很准确：「10X10摄影展」所延揽的摄影者，就是所谓的「关切的摄影家（concerned photographers）」，他们共通的「关切镜头」前景，同常以各种人物，特别是小人物为主角；镜头的中景，则在含带或描绘小人物的生活样态、形形色色；镜头的远景，则透过黄土高原或大都会，来对照、影射或突出小人物的独特性。
石宝琇：从年龄上来看，老、中、青之间的视点和影像好像差异更明显一些。也就是说某一代人的影像和题材表现会有趋同现象。但这几年，曾经刮过“西北风”的老将们已经开始挖掘个性的内心元素，尽力显示独立风貌了。比如在这次展览当中，李胜利和白涛两位老将，就在题材和手法都有明显的差异。但在20年前，陕西纪实摄影的风貌基本上是“趋同”的。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时代赋予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题材革命”，而不是“影像革新”。
年纪最轻的张晓明的影像则和大家差异最明显。他明显采取了呆照式的静观和去情节化的淡泊来处理他所关注的所有对象。当然，这也是一种发掘对象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揭示自身心灵内核的态度，但它应该是形而上的关照，或是一种在淡漠掩盖下的宗教式的激情投射。
而黄新力则在承接陕西前辈写实传统基础上，独行苦路，深度追踪，迫使自己的镜头和身心更加紧贴生活的现实。这种贴切，几乎已经很少留下空隙，结果产生了主题鲜明、连续性极强的影像故事。老一辈在这方面似乎又都欠缺这种专注和跟踪。
同样以深切追踪边缘社会形态为己任的彭祥杰，如今已经转型，已经脱离以往的形而下的潜入式的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深切关注，转身跃上高台，开始运用自由空间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来更宏观地把握具备普世意义的题材。所以他的《大地》在10人的作品当中，独独散发出一种冷峻、空灵，又似乎令人窒息的凄惶！
在10人当中，我们则选择了曾为都市报记者的杨小兵的都市夜生活也是出于选题个性的考虑。
纪实摄影丧失了“民间性”，就会苍白、萎缩、变异
黄新力作品《盲眼说书人》
色影无忌：这次展览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纪实”。在摄影样态愈加多元化的今天，为什么依然坚持纪实性？
石宝琇：纪实，即对人民生存关切的一种态度；当然它也是一种摄影的手法。我曾在一本书的“自我介绍”中这样说过：“当你的照相机明对着百姓的日子，同时也暗对着自己的良心，你拍得照片就有可能不被历史所抛弃”。我认为，不论当代摄影如何多元，如何日新月异地产生时髦的新观念和新手段，但由照相机的天性所决定“真实记录”而派生出来的纪实摄影，仍将顽固地占有它的地位。因为社会和人都都需要纪实摄影去不断地记录真、善、美，去记录灾难、病痛、失误、猥琐、贪恋……用影像把它们给凝固下来，以教化和警示社会和人自身；同时也 “预制” 了历史。若从影像美学角度来看，纪实摄影自有它所属的视觉规律和情趣，其中蕴含了独立的可以玩味无穷的影像趣味和价值体系，其别的“多元”可能都无法替代它的存在。
色影无忌：另一个突出属性是“民间”。坚持作品来源的“民间性”，策展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焦景泉：因为作品源自民间，所以才可能表现出民间百姓的真实的形象，更让民间百姓爱读。老百姓应该是人性表现最真诚、最丰富、最鲜活的群体，也是纪实摄影赖以生存的土壤，这应该是我们坚持“民间性”的主要理由。当然，“民间性”还表现在这个展览从发起到举办的整个过程，比如策展人与作者的关系及所有事宜的操作，都本着“自主、自愿、自理”的原则。我估计，在体制内，这样的方式未必能实现。也可以这么说，这次以“民间”为名号的展览，本身就是“民间行为”。
石宝琇：我曾在我的个展《七个老故事》的自述中写道：“我回顾刚端照相机时，年轻，胆子大，穿得也土槌，没顾忌，所以总是深入民间，钻进人群里挤着拍。后来有点儿小名堂，矜持便附身，西装也上身，就围着人堆外缘拍。再后来渐渐脱离业余队伍，有了记者的牌子，便时常打着采访的幌子，贴着“深入民间”的膏药去拍，或者干脆堕落为端立高坡、俯视人群的“贵族”。我回顾以往的库存，还是喜欢拿着海鸥照相机，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我不认得谁、谁也不认得我的混沌时代的拍摄方法。”当时说的是“拍摄方法”，现在觉悟到这其实是一种对待民间态度和立场。
这就是说如果纪实摄影丧失了“民间性”，就会苍白、萎缩、变异。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关注民间真实的照相者，那么不论你身居何处、何职，你都要设法永远保持民间性。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相对真实、真诚、打动人心的民间影像。
中、青年者甚至趋向纪实的边缘
李胜利作品《留守的女人》
色影无忌：当下的陕西摄影师群体和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陕西群体”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有哪些更新？
焦景泉：首先声明，这个10人的展览，还有相继的介入者们，都还不能称其为“群体”；或许日后也可能形成不了群体。因为昔日的“陕西群体”，是在“※※”的围困下冲突的，所以必须把众人的镜头捆绑在一起行动。虽然当时提出了“张扬个性”的主张，但那是针对“只要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一个风格”而言的，并没有在多元化的影像表现上做有力的进取。这是历史的存在。对于这个群体，若否认它，是不公正的；若诅咒它，则无甚意义；而若死搂着它裹足不前，将会失去开拓进取心。
当下的陕西纪实摄影，则呈现着散漫的生态，个性在这种生态下得到发扬；人们特立独行，不再紧密抱团。虽然还有小团体行为，但多是摄影者结伙出行的习惯。
而就“纪实精神”而言，我还没有发现多少人明显转型。但对于摄影语言、摄影手法等方面，却比当年的“陕西群体”有了丰富的变化和进步。比如在10人当中，年长的情感厚实，思路慎密，影像的瞬间感比较强，切入主题的手段娴熟。中、青年者则取向新潮，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淡化主题，甚至趋向纪实的边缘。
色影无忌：你怎么看待其中一些摄影师的转型？比如李胜利、彭祥杰等。
石宝琇：彭是陕西中年摄影师中的突出者，他原先忠实地学习前辈的朴实纪实手法，以单幅和组照为主。后来，渐渐离开老师的脚印，采取了西方摄影师惯用的密切跟踪的方式，关注社会底层的江湖戏班子和马戏团。这一追踪就是四五年时间。接着陆续拍摄了《采棉女》等故事。但后来，他逐渐开始淡化情节了，又放弃了连续性的故事，进而转入对场景和空间、影调、透视等视觉因素的发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作品题材渐渐转移到第二位。
近些年，他开始对现实中存在的人物和事物的特殊现象感兴趣，而且拍摄的多是静止的形象。这种静观，既近似西方摄影师曾经的“呆照”潮流，也近似中国旧时照相馆里的全身像和半身像。虽然它们是静止的，非情节的，无瞬间的欢活，但却传递了一种主观的心绪和意念，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感应，他似乎已经开始了探索“人”内心结构的尝试。
李胜利是厚积勃发的陕西群体宿将，在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不但积累了大量有分量的纪实摄影作品，还练就了娴熟的影像功力。尤其近几年来，他很少停驻寻找新的领域和新的自己的步子；也在五六年之内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即历史上红军占据的根据地。在近几年的探索中，李胜利逐渐改进了以往坚持了20余年的表现手法，使得一批风格清新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虽然还是农村的故事，但已经和陕西关中的影像回然相异。虽然现实的态度和纪实的手法依旧，但画面的处理更随意，主体淡泊，瞬间感强化。在直接贴近生活的纪实性摄影过程中，陕西的两代摄影者几乎都是从体验的角度发现题材的。由于社会基层的出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乏磨难甚至坎坷的命运，致使李胜利端起相机来到生活现场时，自然关注的是与自身体验相关联的事件和人物，以借此达到表现一种与自己内心固有的心灵而对应的鲜活的自然形态。他从来或者极少去干涉拍摄对象，总是尊重对象的现场表现。他所坚持的主动创造性只在于慎重选择拍摄角度和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再就是李胜利总是善于凭借对影像的直觉，凭借自己内存的心灵元素，于瞬间去感应生活现场的所有流动的动态、心态及人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些作品的共同性是超越，当它们一经转化为影像，就已经超越了原本的社会属性，它们不去勉强负载“社会道义”，也不勉强回答“人生问题”，更不去庸俗地追求“时尚精神”，而是放任它们获得一种“由我决定”的有意味的视觉情趣。
这些趋势正是纪实摄影不断进取的信号
张晓明作品《向北》
色影无忌：本次联展作品中似乎也能嗅出当下纪实领域的些许趋势，比如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比如对自身生活琐碎的不摒弃，比如对摄影语言的再挖掘……你如何看这些趋势？
石宝琇：我觉得这些趋势正是纪实摄影不断进取的信号。纪实摄影，其实就是“关切性”的摄影行为，它离不开对人自身生态环境的关切；离不开对生命个体的关切；甚至离不开对摄影自身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关切。而对人类活着的生态的关切似乎更为重要。比如在这次展览当中，就有对农村妇女留守家园的问题，盲人说书群体的悲惨境遇，城市夜生活里“边缘儿童”的生活情景。只要人们坚持的使这种关切性的摄影，这种使命就会不断传承延续，而且会逐步加深，题材的涉及会更广泛。
当然，更年轻的比如30岁以下的纪实摄影者已经把镜头对准自身的生活琐碎甚至私隐，这应该也是一种关切，就像文学里的内省和私隐的描写一样。 “80后”、“90后”们把这一项发掘自身的纪实摄影掀起，再推动。虽然在我们这次展览中，还未出现这样的作品。但之后，我们将会推出的。因为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只要存在，就会有它的合理因素。
关于策展人：
石宝琇
原先供职西安铁路局文联。1992年被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聘为编辑、记者。曾任采访编辑部主任；现任采访部主任；曾兼任《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执行编辑。现在常驻西安；间或游击五湖四海。
焦景泉
著名陕西摄影师、策展人，“陕西群体”代表人物之一。主要摄影作品包括“中国野生朱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