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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晚报摄影部主任 杨卫华
【记者手记】
杨卫华风尘仆仆赶来做采访的时候已将近深夜12点，身处灾区的他这一年以来一直奔波不停，工作到这么晚可能已经是家常便饭，但他布满血丝的双眼仍然透露了难以言说的疲累。
平时里老杨和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讲话语速跳跃，感觉是个特别快乐的人。但是那晚，当他坐下来慢慢和你讲述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时，你却能从他显然放慢的语速中感受到他在这一年中承受的所有沉重与不易。采访中他几次讲讲就停了下来，也不知因为太劳累还是其他原因，眼眶总是红红的。
一张“敬礼娃娃”让全国人民认识了郎铮，认识了杨卫华 杨卫华/摄
“这一年，我过得很浮躁，心静不下来。”
色影无忌：作为长时间身处灾区的摄影师，我们想了解一下，“5•12”一年以来，您在拍摄地震题材的思路上、心态上有什么改变？与当初作为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不同，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您有否创作其他有关地震的系列作品？
杨卫华：作为地震摄影这块，我和四川之外的摄影师有些不同，他们可能当发生大事件的时候才有机会来四川，而我是一直在这里。
现在距离5•12地震已经快一年了， 说是过了一年，但其实对于整个抗震救灾来说，一年才只是刚刚开始。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感觉这一年过得是很浮躁的。
因为敬礼娃娃这个作品，让很多人都认识了我，而又由于我身处在灾区，使得我自然而然变成了所有人来灾区的一个中间的“接点”，很多人到灾区来都希望通过我了解一点情况， 我变成了一个中间枢纽，每天疲于应付各种与灾区有关的询问，这是让我很浮躁的一点。
这使得我的心静不下来，来仔细回顾拍过的照片。这一年过得很快，事物的发展也很快，很多地方今天看是这个样子，一周以后就完全推平再建。虽然老去拍，有空就去拍，拍了几万张，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认真地整理、分类，也没有时间对接下来的拍摄进行思考。
同时，这一年来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长期处在北川，有一定地域上的优势，所以几乎拍了北川在地震中发生的所有大事件。从5•12地震发生的第一天、5•19全国哀悼日、 五月二十几号开始封城、开始堰塞湖的抢险、疏散群众避险、以及最后导入明渠的施工到泄洪的成功，和后来的灾后重建，七月的暴雨，九月的泥石流，所有的事件，包括现在的冯翔的自杀，猫儿石村的重建等等，所有的一切我都经历了，同时也记录了所有的变化过程。
这便是我这一年来主要在做的工作。
震前美丽的北川 杨卫华/摄
地震后的北川，许多房屋倒塌，到处是废墟一片 杨卫华/摄
924泥石流之后，被掩埋的北川 杨卫华/摄
“一些地方我头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废墟，后来再去已经是重建的板房了。
一切变化得太快，于是我决定要留住这些原始素材，记录下灾区的变化。”
色影无忌：感觉您的拍摄工作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变化”。听说您每次进入北川都要在同一个位置拍摄一张照片，从震前到震后，您记录了北川整个面貌变化的过程，您如何会想到进行这样的拍摄？
杨卫华：因为我在地震前到过北川，拍下过震前的北川，也拍下过5•12以后的北川，还有9•24泥石流之后的北川，这三张照片几乎都是在同一个位置的。从山清水秀的一个山城到残垣断壁再到后来几乎被泥石流淹没……在震前拍下北川的时候我并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地方就这样“没了”，在5•12拍摄了北川之后，我也不会想到泥石流会将这里埋掉。 同时，在地震后的几次航拍时，我发现一些地方我头一次飞过去的时候还是废墟，后来再去已经是重建的板房了，一切变化的太快，于是我决定要留住这些原始素材，记录下灾区的变化。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吉娜羌寨也是我拍摄北川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点。
当我知道政府把猫儿石村（吉娜羌寨前身）作为一个点，在短时间内要建立起一个羌寨开始， 我在第一时间按下了第一张照片，并且此后10天半个月都会定期去拍摄。当时温总理说了要和当地人民一起过春节，总理的话虽然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无疑就好像下了道命令。所以我知道这个地方的建设一定是很快，在3-5个月之内必须完成。 吉娜羌寨就这样在短时间内，从一片废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羌族风情的羌寨村，我想记录下那些灾民从散落地住帐篷一直到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羌寨这样一个过程。
我在北川这里总共选了三个点，一个是北川县城，一个是吉娜，还有一个是在永安附近的一个重建，不过那里的建设由于经济原因现在暂停了，所以那个点暂时没有再进行。
重建的猫儿石村，即现在的吉娜羌寨。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7月31日
重建的猫儿石村，即现在的吉娜羌寨。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11月15日
重建的猫儿石村，即现在的吉娜羌寨。 杨卫华拍摄于200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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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内心有这样一个准则，我不会打扰郎铮这个孩子。”
色影无忌：除了关注地方的变化，您似乎也一直在关注灾区“人”的变化。比如敬礼娃娃郎铮，不知道您在5•12之后有没有什么后续报道？
杨卫华：从郎铮在地震中获救一直到后来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作为整个事件的拍摄者，一定是会长期地关注这个孩子，继续这个拍摄计划。但是我一直坚信一点，或者说我内心有这样一个准则，那就是我不会打扰这个孩子。这一点我和他的父母也是达成共识，郎铮现在毕竟只是个刚满四岁的孩子，将来还有很漫长的人生道路要走，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真的很不希望我们人为地给这个孩子附加太多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这个孩子在从废墟中被救出的那一刹那向警察叔叔敬礼，那个举动是由衷的，但是我很反感人们见到他动不动就“来，敬个礼。” 我很不喜欢这样。我拍摄这样的照片不是要郎铮给人敬礼。
从郎铮离开绵阳到西安去治疗以后，我就不再带着工作任务去采访拍摄他了。不是不拍，其实我一直有拍这个孩子，他的住院，治疗，出院，过生日，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等等，但是不是为了在媒体上发表。除了最近他上学的时候，由于大家都很关心，我发表了一张，其他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发表。因为我不想干扰他的生活。我和他的父母一样，希望还他一个本来的空间，让他真正地作为一个普通孩子来成长。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5月13日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5月19日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六一儿童节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11月25日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8年11月25日
郎铮的变化 杨卫华拍摄于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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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荣誉一直压在我心里，让我每次到北川的时候都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
色影无忌：作为一个长期身处灾区的摄影师，不知道地震之后这一年的拍摄心态上是否有所改变？
杨卫华：我是一个长期在灾区的摄影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就好像我的故乡一样，这种感同身受和很多来灾区采访的摄影师是不一样的。我采访的对象或者我看到的一些场景很多都是我过去熟悉的对象，有一些遇难者甚至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其他摄影师可能无法体会。这一年的拍摄采访我一直是深陷其中的，经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到这种情感中去，我已经不只是一个摄影人，而是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北川人了。
因为这次地震中的一幅摄影作品让很多人认识了我，让我获得了一些荣誉，正因为这些荣誉一直压在我心里，让我每次到北川的时候都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我想通过自己的作品，通过自己的摄影的力量，不断地为灾区，为北川做点什么 ……（沉默）
在去年的10月，在泥石流发生以后，我再到北川后发现，虽然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由于受灾面积实在太大，北川人民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过冬问题。为此，我把自己在9•24泥石流之后拍摄的一些反映北川老百姓生存现状的摄影作品，通过一个朋友关系联系到省外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帮我做了一个影展，并且搞了一个募捐活动，包括我自己也出了点钱，筹集的钱全部用来为北川老百姓购买过冬用的棉絮。总共买了三千床棉絮，发送给了9•24泥石流受灾情况最严重的6个村。
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摄影，完全融入了灾区的重建中去，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可以为灾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事儿。
“2008年的地震，我流下了太多的眼泪，2009年我再也不要流泪。
我要用一种新的心态来看北川。”
杨卫华：整个地震发生到现在，我自己走过了一段非同常人的心路历程。最开始是极度恐惧，之后很快进入到巨大的悲伤之中，因为每天你接触到无数的遇难者，以及幸存却伤残的人。我曾经在医院手术室里看到同时开了13台截肢手术，那种悲伤是极大的，而且一直笼罩着我很久很久。 但是后来，我又接触到了许多北川优秀的羌族儿女，他们的坚强和快乐感染到了我，让我也坚强起来。
去年大年三十我在北川过的，午夜我在吉娜羌寨拍完他们迎接新年的作品之后，一个人开车回绵阳。路上几乎没有人，就我一辆车，在离开吉娜羌寨不远，我忽然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是下车一个人走了起来。
我想到5•12那天晚上，我也是一个人开车往北川冲，唯一不同的是，那时看不到两边，一直听到山体垮塌，石头滚下的隆隆声。而当晚四周特别安静，除了车灯能照到得地方，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同样一条路，一个是进去一个是出来，太多的感触涌上心头，我一个人像是宣泄似地在公路上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当时的心情喊完之后我跟自己说，2008年的地震，我流下了太多的眼泪，但是在这个新年之后，我再也不要流泪。我要用一种新的心态来看北川，来面对我的拍摄对象。
那天晚上我开车出北川，可以说，心情是很复杂的。
年初二，我又开车去北川的关里，地震后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过第一个春节的。去了以后我不但感受到当地浓郁的羌族文化，而且感受到灾区羌族人民的那种乐观精神。虽然地震之后他们的物质条件差了很多，他们仍然很开朗，很简单，和以前一样。唯一变化的是，他们舞龙的灯上标语，由传统的“五谷丰登”、“除魔降妖”变成了“万众一心”、“重建家园”。这虽然是很细小的东西，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变化。他们的乐观也大大地鼓舞了我。
所以这也影响了我的拍摄心态，在08年以后，09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和心态来反映灾后重建的北川。
色影无忌：那么您现在的整体状态是积极和快乐的？
杨卫华：我希望如此，但是灾区的情况很复杂，事情也很多。就在前不久，我得知了冯翔自杀的消息， 事后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我得知冯翔自杀的当天，我本来是要去采访地震中的一个志愿者，他那天正好是去领结婚证，妻子是他在地震中结识的北川姑娘。就在这一天，我又得知了关于冯翔的噩耗。
那一夜是不眠之夜，我很难过。在前不久冯翔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再次流下眼泪。那天回来和你们见面，我之所以喝那么多酒，就是因为想忘掉这些伤痛，想回去倒头就睡，但是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本来怀着美好的期望，希望自己在2009年拍摄的题材能阳光一些。但是没想到，当我下了这个决心以后，忽然碰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过去这一年，虽然自己一直在向“坚强”这个方向走，但是由于自己见证和经历了太多太多，我很难走出来。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得不断去回顾过去那些不忍看的伤痛，这些图片反复地刺激我，使得自己不断被拉回那种场景，反复地陷入沉重……
真的，我很想放下，但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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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尊重采访对象，不能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报道灾区。”
色影无忌：您提到了，回顾地震经历的种种过去是很痛苦的，在5•12周年之际，作为一个灾区的新闻摄影师，您希望人们在报道采访灾区时把握怎样一种理智的尺度，在不伤害灾区人民的同时又能让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呢？
杨卫华：我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人。首先，在地震期间，我很就很少拍摄遇难者，不是没有，但是很少。虽然这些本来是应该作为资料记录下来，但是我没有刻意地拍摄这样血腥的场面。我个人认为，活着的人有尊严，死去的人也应该有他的尊严。
同时，对于幸存下来的人们，我也觉得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其实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个记者，但也很不喜欢那种对灾区狂轰滥炸式的报道，更别说那些经历过更大伤痛的灾民。
但作为记者，有的时候工作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去报道。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采访对象。我很反感那种“把别人伤口揭开之后就一走了之”的记者。
现在媒体的年轻记者很多，我感觉有些年轻的记者在这方面就欠缺应有的职业道德。比如今年清明，本来大家来祭拜死去的亲人，心情是非常不好的，如果你采访灾民受到了拒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尊重别人适可而止。而我就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记者要采访灾民，但是对方拒绝了他，他就从北川的三道拐一直跟，跟到进北川的废墟，到最后灾民都冒火生气了……当然了，我觉得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你要看具体什么事情，在这种巨大的伤痛面前，没有必要对你的对象强加这种压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情愿不要这样的新闻，也不要把对方不愿意袒露的伤痛赤裸裸地曝光。
就这次5•12一周年，势必又会有新一轮的高潮。当然这种报道是难免的，但是我想说，大家应该注意报道的角度。我觉得记者们去发现灾区的故事是可以的，但是不希望新闻人本身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来报道灾区，尤其对待一些特殊事件，比如冯翔这样的，我不希望媒体为了迎合读者的心态而故意去制造悬念。
色影无忌：以您对灾区的了解，您觉得灾区现在仍然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是什么？您觉得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做哪方面的努力来改善呢？
杨卫华：确实，目前由于国家的努力，灾民们生存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心理、精神这一块还是需要人文的关怀来慢慢抚平伤痛。不要以为他们吃饱饭就可以了，事实上，吃饱了才更会去想（那些伤痛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从这次地震中吸取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灾难总是难免的，未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所以不论是在应急体制，还是灾后重建、心理干预、媒体工作等各方面，我们都应该学会发掘、总结、整理、完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