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是命运之神的安排。我的老伴是昆明人，我是昭通人。年轻时，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到昭通看她的叔叔，我们相识、相恋，后来就结婚了。我是第一次恋爱， 她也是第一次恋爱，我们就这样相识并相依相伴了一辈子。那时如果没有谈这段恋爱，我摄影做得再好，也只能在昭通做。我们生了一对双胞胎之后，家里确实困难，就需要解决家庭生活问题。
卖鸟人四川宜宾 1989 年 吴家林摄
“※※※”时期，中共中央有一个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文件，文件中指出， 夫妻两地分居七年还是八年之后，一方可以调到另一方工作所在地来。当然这也不容易，比如说可能有500对夫妻需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说不定只能解决100对。我荣幸地成为这 100 对当中的人，1973年2月，我被调到昆明来了。
观念的转变与个人风格的形成源于一次彻底的失败
20 世纪80年代初，沙龙摄影这个浪潮也涌进国内来了。我一生什么摄影都做过， 在昭通那一段做新闻报道摄影，基本上是模仿省里面新闻摄影记者的拍摄方法，看省报记者如何导演、摆布、组织、安排拍摄新闻照片，我也学着做。
后来到省里，特别是到了省文化局美术摄影工作室之后，刚好思想解放了，四月 影会的展览开始出现。紧接着陈复礼、钱万里、简庆福这些人的展览，港澳台沙龙派的展览大量涌入。那时候我是工作人员，我还去接这些展览，从成都接到昆明巡展。 我看到陈复礼当时的照片，觉得摄影还可以这样拍，拍得像画一样。当时我盲目地跟风， 跟风的时间很短，跟了几次，就发现这个不适合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拍风景，拍风光， 也吃尽了苦头，这真是上天在引导我去拍人文。因为我在云南藏区拍风景的时候，差点把命送掉，一气之下改拍人文。当时我独自一人，拍完日落，要步行 53 公里的高原山路赶回驻地。我在黑夜中拖着疲惫的双腿艰难赶路时，忽然之间看护牧场的四条凶猛的藏獒直向我冲来，我赶忙甩着三脚架自卫。四条藏獒狂吠着四面包围我，我拿着三脚架一边甩，一边叫，一边退。没料到退到养路的沙石堆上被石头绊倒在地，藏獒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撤退了一下。我摔在地上才知道沙堆上是鹅卵石，养路的石头。 我抓起石头乱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实际上就早上吃了一个饼熬到那会儿，又饥，又渴，又累的。最后藏獒的主人出来呼唤藏獒，四条藏獒闻声撤退了。我浑身瘫软，一身虚汗，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凌晨三点钟走到招待所，把招待所的门敲开，跟我住在一起的是地质队的一个队长，他还有※※。我一进门，一跤摔倒休克了。他后来掐我的人中，喂我喝糖水、盐水，还把招待所的所长叫起来，在厨房里面给我煮了一斤挂面，十个鸡蛋，装了一脸盆，我全部吃光了。
更要命的是我那次拍的 8个反转片，寄给上海科技出版社我的一位老师冲洗，他 拿给他的学生冲。上海的年轻人不知道我是用命换来的照片，没当回事，可能是马虎 大意地把药水倒错了，彩色反转片出来之后有影像，但全是绿色，没有其他颜色。我当时拿着这批照片哭也哭不出来。当时好像是一个惩罚，实际上这是好事，让我一下就想到，为拍风光，53 公里路，我走得休克，差点把命送掉，如果有汽车，53 公里路算什么事。我明白了拍风光应该有交通工具，有拍风光的条件，没条件就不要去拍风光， 去拍人吧，到村子里面，跟老乡们住在一起。
海鸥与人 云南昆明 1997 年 吴家林摄
之后我从风光摄影改为人文摄影，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教训。1996 年，我把这个故 事讲给休斯敦国际摄影节的主席鲍德温听，他感慨万千，说:“你一天遇到的问题是 我们美国人一生难以碰到的问题。是你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在指引你走一条正确的摄影之路。”
当时对他这句话我还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上年纪了，我慢慢在想，这些都好像是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虽然没有人指导我摄影，没有人叫我拍人物，但是我就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人文摄影之路。
我的抓拍方法是从犯这些错误的失败教训当中总结出来的。我过去拍照常常要组 织导演拍摄，哪怕是拍新闻照片我都要导演、安排，我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这类照片。 到了20世纪 80 年代思想大解放，提倡反思过去，报纸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也参加了这些政治学习。我喜欢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下就联系到 我拍假新闻照片这一段，我当时就觉得我在犯罪，是拿老百姓开玩笑，是为了一种政治功利不要真实的卑劣的行为。所以当时我就暗暗下决心，我要痛改前非，永远不再去导演安排、组织摆拍，有本事就拿着相机去抓拍，不干预被拍的人。那时我是从这 样一种忏悔、改正错误的想法来寻找一种抓拍的方式。我的《云南山里人》就是这样诞生的。我到了村寨，就住在村里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在抓拍 的同时又十分讲究画面美学、形式构成的照片与马克·吕布、布列松他们的拍摄方式不谋而合，一下让马克·吕布格外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