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中国梦，目前，提到的场合极其频繁，很好奇你为什么用这个名称来做展览？
刘香成：现在提“中国梦”的人很多。中国这三十多年来高度发展，其实中国梦本身的内涵就很复杂也很宏大。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当时到了深圳，我一步跨下当时送我们的丰田小巴，当时的外交部组织我们去参观的，我看西方记者的丰富肢体语言传达出的信息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时任深圳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说的那些规划远景的话会兑现。当时这位主任说，这里要建公路、码头、假日饭店，但是我们站在那里看到的是农田。这一点上来说，从十一届三※※※说要搞经济改革，中国人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梦的体现，所以中国梦有自己的细节和内涵，而不是给你一个很大很空的东西。
所以突然之间现在中国人一提到中国梦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少有一个人是用镜头关注着中国三十多年。《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是198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今年是2013年，是这本书出版的三十周年，所以我在中国办这个展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是我当年出版的这本书，28年后出的中国版，虽然有很多照片不全，但很多事情我觉得做比不做好。这个展览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你现在看到只是1983年拍的，1986年我也有回来拍，1990年代回来以后我又拍。从某种情况下从中国的集体主义到今天的个人主义，图片其实也反映了这些。把这些提到老百姓的对话中，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在图片本身里面提供了中国梦的很多具体细节。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的变化不单单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发生的大事，延伸到二十一世纪，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故事和一个现象。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刘香成的“三十年中国梦”。
问：你拍的1976年后的中国，可以这样说，那其实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
刘香成：是啊。1976年后，那时邓小平刚刚出来，1976年到1983年是政治挂帅的口号呼声最高的时候。等到我后来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国家回来以后，我慢慢感到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文明在这么长时间内让政治被引导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比如说，我跑到四川，跑到峨眉山，跑到那么高的山上，我碰到一个破房子一个老农民在吃饭，他旁边堆着一堆的鞋，这边一个标语写着：“听华主席的话”，这边是毛主席的像。其实这个农民并没有这个觉悟，但他也不知道何时、为什么毛主席的像会在这里，华主席的标语为什么在那里，在那样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面，这种东西无孔不入，表现在生活的过程中。工厂的政治学习也好，这个状态那个状态也好，你只有保持距离，有关注力，你才可以看到这些。我是从那些人在马路上看当地的报纸，宣布永垂不朽的毛主席走了，这时候开始，我才发现人民的肢体语言变了，新的时代到了。这种敏感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努力要回来。我当时的方向很清楚。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作为驻外记者也是最后一代了。美联社派我去中国，去苏联，谁都没有说今天要不要发稿，发什么稿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充裕、宽松的工作环境，有足够的休闲时间去听一些新生事物，对一些新生事物里面感兴趣的事情，自己去见证去了解，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得的。所以，在当时一是报社给我的空间，二是中国又是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中，所以我当时可以拍下很多照片。当然这次展览还有1980、1990年代以及最新拍的照片，比如我拍的郭敬明。事实上，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我说我不拍我不认识的人，你如果想让我拍他那你把他的资料都发给我看看，我看后说他是代表了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同意了。这个因为他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要说像中国一个这么大的主题，你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一定的空间，不要站得太近，去看看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三十年的中国梦，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三十周年，一个是从那时候改革开始，那时候的细节，到了今天中国人感觉有一部分的梦已经达到了，这是通过个人的梦，所以这个连成了一条线索。
1980年代初，上海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怯生生地亲热
问：那你最近拍郭敬明，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当下的个案来研究吗？
刘香成：对。因为我们说故事的人，他故事后面一定要有东西才可以。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比如一个女孩子去医生那里做双眼皮，只有中国做双眼皮是先做一个，回去骑着自行车回来，等这边好了，再骑着自行车去做第二个。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所以你可以通过一个很小的事情说一个更大的故事。从这方面来说还是很人性化的。有时我觉得做文字的人和摄影师很像，我们是用很小的事情去说服人，而不是用口号式的东西来说服人，效果往往不好。
问：所以你说思想决定镜头。
刘香成：思想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从我做的事情里面看到。从我自己的报道，我离开《时代》周刊，参与到美联社，我觉得我要做一个驻外报道记者，美联社全世界的分社比《时代》周刊多，我觉得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不同的岗位去锻炼。在小时候，等到去香港时，1960年香港是一个很“殖民”的地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在西方人面前总是夹着尾巴做人，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我就想如果抛弃了这些东西，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是在国外这段经验以后，让我不这么容易会戴有色眼镜去看事情，我尽量让自己去听很多人的说法，去求别人，去听不同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又到了美国。美国的教育是不管学生的生活，它鼓励自己去管理自己，这是从思想上培育你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在美国图书馆里什么都有，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兴趣会促使你去看什么书。童年中国的“三面红旗”，这是一个版本的中国，到了香港也是一个华人的社会，又是一个版本的中国。去了美国，我就很想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写中国。我记得大学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像1960年代那个新华简讯，是一个在澳门葡萄牙天主教（耶稣教）里面的知识分子办的宣传品，他们中有一些老的神父，他们会说湖南话、四川话，所以毛主席的广播录音讲话他们都听得懂，别人都听不懂。他们每周会做个中国新闻分析，我就经常去看，去听。
上海照相馆，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