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影无忌：很多人叫你中国摄影之父、当代摄影大师、台湾布列松，你是怎么界定自己的身份的
阮义忠：我是一个摄影家 ，还是一个摄影教育家，也就是这个样子。从根本上来讲我是一个纯粹的热爱拍照的人，因为是在杂志社工作，所以每个月都要生产，基本上把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跑了，所以我是一个很投入的摄影师，后来我又想在摄影方面了解的更多，就开始定国外的杂志啊、书籍啊，想吸收一下，因为当时在台湾没有正规的摄影教育机构也没有正规的摄影出版社的，我只有定国外的资料。有了这个资讯以后呢我就想应该让这个资讯更普及，所以我就边阅读吸收一边整理写文章，在杂志上传播一下，这样无形中也就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所以我既是一个拍照的，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啦，后来我也在大学开始教书了嘛。
色影无忌：当初您写《20位人性见证者》和《17位摄影新锐》的时候有没有到国外去采访过他们。
阮义忠：没有，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国呢，当时在台湾出国不是说出就出的，每一个男人都要服兵役，而且要年龄超过30岁才可以出国，留学除外。所以我也是后来30多岁之后才第一次出国，可是那些文章都是我20多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出国之前，我一直在学习吸收，并没有跟国外摄影师们交流，但是只能凭借自己的感觉和眼力判断，哪个摄影师能够是大师级别了，这确实是有点冒险的，但现在看来，不后悔当时所有的选择。后来我办出版社和杂志，这些摄影大师很多都成为了朋友。这也许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小小的一个岛上，资讯不是很通畅，能写出两本论著，并且影响那么多人，说来这确实是一件幸事。在特定时刻最对的事情，影响力往往超过当初的想象的。
色影无忌：之前您做《摄影家》杂志的时候，怎么样采访到了布列松等一系列的大师
阮义忠：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嘛，我们的杂志在1992年创刊的时候，一开始就希望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刊物，不仅仅介绍华人摄影师，所以就很大胆，把全世界摄影家当成我们的作者我们的读者。那这样就需要出国了，刚好我们生命中又遇到贵人了，当时法国的一个摄影大师，水之堡摄影美术馆创办者尚・杜杰德，他帮了我很大忙。巴黎有一位法兰克霍瓦，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出版过一本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对话录，我们也把他翻译成中文，叫《摄影大师对话录》，当然，这里所有的摄影大师几乎都是他朋友。我们出版的他的这本对话录，他很高兴，说比法文版要好很多，他很夸张的说好20倍，我说没有没有，好两倍还是有的。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本书上，不仅翻译，我们的排版和装帧设计，一看就比法文版有分量，所有让他大为感动。几乎全世界著名的摄影师他们都可以帮我们引荐，所以我们的杂志一开始就很顺，后来介绍大师作品一点都不难了，不仅不难，很多非常有名的摄影家还希望我们杂志给介绍一下呢。
色影无忌：与国际大师面对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阮义忠：我常常会被一些很有人道精神的摄影家的作品所感动，可是当我见到他们本人的时候，会很压抑，为什么他们的作品里是那么的温暖，待人处事却又是那么的冷漠，有一些摄影家是这样。我及其震惊，他们的作品显然跟他们的人有些分裂，我慢慢的就不喜欢这种摄影师，他们的作品风格很自身人格不统一，再大的大师，我也不会打心里敬佩他，即便承认他的艺术造诣，可是让人觉得好遥远。一个艺术家你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一个摄影师，从镜头里关怀别人，要从关怀身边的人开始，不能说你的作品主题关怀很大，就忘了你身边的人。所以无论对谁来说，知识分子也好，艺术家也好，生活比艺术更重要。
色影无忌：阮老师，那你感觉摄影家应该归类于艺术家还是知识分子
阮义忠：不管归于什么，最根本的的还是本本分分的做一个普通人。无论在职业上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做人的本分永远是根本，把一个普通人该尽的本分和义务都做好。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