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者甚至趋向纪实的边缘
李胜利作品《留守的女人》
色影无忌：当下的陕西摄影师群体和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陕西群体”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有哪些更新？
焦景泉：首先声明，这个10人的展览，还有相继的介入者们，都还不能称其为“群体”；或许日后也可能形成不了群体。因为昔日的“陕西群体”，是在“※※”的围困下冲突的，所以必须把众人的镜头捆绑在一起行动。虽然当时提出了“张扬个性”的主张，但那是针对“只要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一个风格”而言的，并没有在多元化的影像表现上做有力的进取。这是历史的存在。对于这个群体，若否认它，是不公正的；若诅咒它，则无甚意义；而若死搂着它裹足不前，将会失去开拓进取心。
当下的陕西纪实摄影，则呈现着散漫的生态，个性在这种生态下得到发扬；人们特立独行，不再紧密抱团。虽然还有小团体行为，但多是摄影者结伙出行的习惯。
而就“纪实精神”而言，我还没有发现多少人明显转型。但对于摄影语言、摄影手法等方面，却比当年的“陕西群体”有了丰富的变化和进步。比如在10人当中，年长的情感厚实，思路慎密，影像的瞬间感比较强，切入主题的手段娴熟。中、青年者则取向新潮，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淡化主题，甚至趋向纪实的边缘。
色影无忌：你怎么看待其中一些摄影师的转型？比如李胜利、彭祥杰等。
石宝琇：彭是陕西中年摄影师中的突出者，他原先忠实地学习前辈的朴实纪实手法，以单幅和组照为主。后来，渐渐离开老师的脚印，采取了西方摄影师惯用的密切跟踪的方式，关注社会底层的江湖戏班子和马戏团。这一追踪就是四五年时间。接着陆续拍摄了《采棉女》等故事。但后来，他逐渐开始淡化情节了，又放弃了连续性的故事，进而转入对场景和空间、影调、透视等视觉因素的发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作品题材渐渐转移到第二位。
近些年，他开始对现实中存在的人物和事物的特殊现象感兴趣，而且拍摄的多是静止的形象。这种静观，既近似西方摄影师曾经的“呆照”潮流，也近似中国旧时照相馆里的全身像和半身像。虽然它们是静止的，非情节的，无瞬间的欢活，但却传递了一种主观的心绪和意念，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感应，他似乎已经开始了探索“人”内心结构的尝试。
李胜利是厚积勃发的陕西群体宿将，在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不但积累了大量有分量的纪实摄影作品，还练就了娴熟的影像功力。尤其近几年来，他很少停驻寻找新的领域和新的自己的步子；也在五六年之内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即历史上红军占据的根据地。在近几年的探索中，李胜利逐渐改进了以往坚持了20余年的表现手法，使得一批风格清新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虽然还是农村的故事，但已经和陕西关中的影像回然相异。虽然现实的态度和纪实的手法依旧，但画面的处理更随意，主体淡泊，瞬间感强化。在直接贴近生活的纪实性摄影过程中，陕西的两代摄影者几乎都是从体验的角度发现题材的。由于社会基层的出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乏磨难甚至坎坷的命运，致使李胜利端起相机来到生活现场时，自然关注的是与自身体验相关联的事件和人物，以借此达到表现一种与自己内心固有的心灵而对应的鲜活的自然形态。他从来或者极少去干涉拍摄对象，总是尊重对象的现场表现。他所坚持的主动创造性只在于慎重选择拍摄角度和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再就是李胜利总是善于凭借对影像的直觉，凭借自己内存的心灵元素，于瞬间去感应生活现场的所有流动的动态、心态及人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些作品的共同性是超越，当它们一经转化为影像，就已经超越了原本的社会属性，它们不去勉强负载“社会道义”，也不勉强回答“人生问题”，更不去庸俗地追求“时尚精神”，而是放任它们获得一种“由我决定”的有意味的视觉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