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吉贝屿-1990 阮义忠摄
“我是一个很孤单的旅行者。我拍照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一个人当你孤单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融入别人。”
色影无忌：在拍摄这几十年来，您觉得自己经历了哪些拍摄的阶段？我个人觉得您的早期是偏乡土人文关怀的，中间有一个《台北的谣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突变，后期又回到关注人的精神层面，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题材上的转换的？
阮义忠：我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是那种一不工作就很难过的一个人。刚开始拍照没有想那么多，能够拿起相机融入别人的生活，这本身就是非常的吸引我。同时，我是一个很孤单的旅行者。我拍照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一个人当你孤单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融入别人。而如果我有旅伴的话，大概就会在和我的伴在聊天（而不是拍照了），所以说孤单有时候对艺术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很孤单，所以你投入，你要表现你的对象，而摄影又是那么好，可以随着你的脚印去拍摄那些你不认识的人。
所以从某个程度来说，不是为了自己什么摄影风格，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为了什么风格而拿起相机，但我非常需要对象的认同。
至于经历哪些阶段，我没有时间去那样想呐。只是我一直觉得台湾那么小，如果没有切入点的话拍起来就都差不多，所以我稍微给自己划分了一下题材。比如我的第一个展览北埔，是一个客家村落。那个地方还没有跟时代发展的步调同步，永远停留在某个时空，可是当时的台湾已经在变化了，所以这种反差很吸引我。那个小小的地方，它怎么有办法，外面都在变了，它怎么可以一直停留在那个时空。于是我就想去看看那里的生活原貌。
那组作品的拍摄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地方太保守太封闭了，我第一次去还被村里人丢石头。小孩子一边丢一边跑，嘴里喊：匪谍来了，匪谍来了，是不是很好笑？因为当时台湾到处都贴了关于“匪谍”的标语，哈哈……那里虽然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但他们也很有警觉性，因为从来没人给他们去拍过照，不是匪谍又会是谁呢？（笑）
可是我就没有被吓跑，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理直气壮啊，我是来用我的镜头来把你们的美、风景的美，那种生活方式的美留下来，把那种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我不可能因为小孩的恶作剧、警察也来抓我，有人去通报怀疑我的企图就退缩逃走了。后来，当我理直气壮地请示之后，他们就不再怀疑我，而是开始接纳，到后来我很久不去了，他们还会怀念，很久之后再见面还会说，哎你怎么那么久不来了？
因为自己的投入，被当成了他们的一份子，那种感觉特别好。光是从被排斥到被认可，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回报了。至于我的作品有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会去想它呢。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自己尽了全力去做，用心付出最真诚的，什么东西都会有价值的。别人说我好或者不好，那才不会动摇我！因为自己最清楚。
“135是绝对精准的不会失败的，120失败就失败了，拍起来没有心理压力。”
色影无忌：您这次展览的作品都是120的呈现方式，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想法？
阮义忠：120的影像在我的作品中是个很特殊的例子。我拍照时，常常会带一个120相机，在正式拍完照片之后再拿个120来把玩把玩。这是我调剂工作的一种方式，因为人工作难免有模式，有一种条条框框，我有意要打破这种拍照的方式。120是从上往下这样看，是在面对、沉思、观照着什么。120调焦又比较慢，换胶片也比较慢，什么都比较慢，所以这个对自己蛮有意思的——突然自己换了一个身份，或者一个角色，一个心情在拍照。（这些照片）累计下来，都没有发表，越累积越多。
我觉得120相机倒蛮好玩的，我尽可能的换各种相机，但135的不换，那是我最熟练的变成我肢体一部分的相机，但只要看到120，我就想买一个来玩一玩。
135是绝对精准的不会失败的，120失败就失败了，拍起来没有心理压力，管它呢，不是要证明什么嘛。只是为了放松。本来嘛，有时拍摄作品就是需要放松一下嘛。你们看我120的作品有一种松弛的感觉，不像我135的作品有一个绝对的视觉，好像有洁癖的痕迹。
这次展览的作品之所以全是正方形，是策展人顾铮的建议，我也觉得很好。其实120的照片原先出过一本书叫做正方形的乡愁现在变成乡亲，有一种重新秩序的安排，用时间来断代。80年代，90年代，英文名定义为未来的乡愁。
色影无忌：据说135的相机您迄今只有两台？
阮义忠：差不多，现在只有一台，以前是leica跟nikon的，一个单反一个双反，台前幕后就用莱卡就够了，双反的。后来莱卡离我而去，有一次乘车的时候，相机包我拿了，相机没拿（笑），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双反告别了。不过我到很自在，掉就掉了，不用就是了。现在用nikon单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