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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大学社会”

色影无忌
丁园原
怪化猫
2018-08-17

 

“大学,是社会吗?”

在小编看来,这并不尽然,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海报中,通篇被密密麻麻的“收到”排满。不过是意为看到信息,有时甚至是敷衍的回复。当你的主观意识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什么样。人们无法逃脱个人经验进行认知。那么。回到大学生活本身,是否现在的大学里存在权力争斗与压制呢?权力的游戏是否已经构成了大学的主要生活状态?

刚刚毕业的摄影师杨文彬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而他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社会褒贬不一的争议与讨论。作为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大奖得主,他有话要说,他有问题要问。他发现了什么?他想要批判什么?他是怎样通过艺术手段实现摄影创作?这是作为观者与读者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大学社会作者自述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按照既定的轨道完成的。走出十二年高负荷的应试教育之后,忽然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两个极端状态的转变使我至今仍感觉措手不及。

大学内没有“高考”这类的终极目标,它反而像是一个实验场,让我们完成由学生向社会公民身份的转变。我身边的同学忽然扎上领带,师哥们开始了对我们新一级师弟的指导规训,还有一场场在高中没见过的“酷炫吊炸天”的晚会……所有的迹象表明,我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一种人情社会的社交逻辑以及来自于消费社会的娱乐美学,似乎在这群刚走出应试高压下的学生们中确立下来。同学们组建成了各种小圈子,开始向我高中时所想象的成人世界的生活规范靠拢。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使我困惑。

《大学社会》的拍摄范围基本是以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中心的周边同等水平的高校,被摄者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共同点是,我们都处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层。在我看来,这是寻找自我身份定位和认同的时期。在这种寻找中,是什么在牵引我们去选择身份定位?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定位,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总体特征?而这种群体特征,又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支配了我们的言语行为、穿衣打扮、生活模式,然后在时空的细节中显露出来?这些都是我所困惑的,也是我试图用影像追问的。

“社会人”,除了作为社会学学科词汇之外,在日常语言中往往是指“闯荡社会并如鱼得水的人”。大学是一个少年进入社会之前的模拟练习场,同时也是一个人具有公民属性的初始地点。其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太可能是封闭进行的自发行为,它与外部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社会》所拍摄的不是一个学生组织、一所大学、一座城市的个别特点,而是诸多相似特点构成的一个复杂现象,它背后有来自人情社会中的社交逻辑、消费主义塑造的娱乐美学、媒体信息背后的价值判断等等的影响。如果不承认其复杂性,便会流于表面主张。对此,我自己并没有既定答案,并且直到现在我依然困惑。

 

这组作品获“映·纪实影像奖”之后,我收到了许多共鸣的声音。一位前学生会主席,在出差途中的深夜给我发短信,说十分喜欢《大学社会》,我们聊了很久;一位校友要给我提供展览场地;正筹备拍摄毕业作品的学生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剧组;高中时我崇拜的师哥在看到之后联系我深聊,还有许多同学······我很惊讶它居然在我周围产生那么多的共鸣。作者和观众之间有一种很戏剧化的关系:任何作者在做作品的时候都会预设一个隐形的观众,他们不会取悦观众,却惴惴不安地期待自己的作品能与他们产生共鸣,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

除了共鸣之外,《大学社会》也收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善与恶、好与坏、黑与白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这些观念甚至支撑着许多人活到现在,倘若看到一件作品不是在歌颂,就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在抹黑。但是,无论读者喜欢与否,我都会认真地做下去。

有时候,一篇文章开了头,作者并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大学社会》拍摄起初,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是什么结局。我想,接下来我的生活还会发生许多变动,我的困惑在哪里,作品就在哪里。

在最近的映画廊《大学社会》汇报展中,一共有80张作品,其中57张是这一年来的新作品。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被划分为内墙与外墙部分,内墙大部分内容以照片的形式呈现,另外一部分则是以文件的形式,文件全部来自于学生会组织的内部,同时与照片构成双线叙事。内墙的另一面,则放置了投影,投影上播放学生会内部成员的自述,是他们将作为个体,发出真实的声音的口述影像。而外墙则是从摄影师自身角度对“学生会”进行观察后拍摄出的作品。

内部空间主要文本展示

文件墙视频效果预览

通过这次展览,小编非常有幸的与摄影师杨文彬进行了简短的线上访谈。

编辑丁园原:用字母D代表

摄影师杨文彬:用字母Y表示

D:您的成名作《大学社会》一经问世,就是一件褒贬不一、有争议话题的作品。

Y:作品得到了那么多回应,作为作者惴惴不安,也对每个褒贬的回应心怀感激。至于争议,我觉得还好,只要别被负面评论太影响就好。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斜。大学社会在创作时候自身的真问题我已经反思过了,也纠正好了。

D:您怎么看新锐摄影?

Y:就像昆德拉更信任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样,传统比小新锐更可靠点。他们俩可能像锤子和钉子的关系,一起干活才能凿透一面墙。什么墙?不好说。

D:作为摄影师,您的主要兴趣是什么?

Y:从最初离开高中时创作的《大盛世》,再到目前的《大学社会》与《欢愉之镜》,我的摄影一直在努力去触及我个人在当下时代中的生命体验,并试图反思、超越它。

D:在拍摄之前,您是否有预先设定?

Y:如果非要归类的话,大学社会是非虚构影像项目。但是怎么定义这个非虚构就很难,我觉得可以参考当代纪录片的形态去理解,比如《悲兮魔兽》,这是一部在作者表达和纪录之间控制很极致的非虚构影像。什么样的拍摄能做到没有预先设定?把自己脑袋砍了再去拍?

D:在拍摄《大学社会》时,您的观看身份是什么?可否简单的谈下您拍摄时的感受。

Y:我观看的身份有两层,一层是在场的学生,另一层是组织的局外者。拍摄时其实每一刻都想逃离,在我发的一条微博上提到:“在现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要压制住第九十九遍打破现状的冲动,你迫切地需要改变,想要触碰抒情的美丽,但有一种感觉又驱使你去审视他们、讲述他们,思考他们,呼吸他们,然后站在山岗上折射他们的形象。但注定你逃离不了他们,因为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可能招致的攻击。而当你作出反驳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了与他们对等的事物。”

D:《大学社会》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

Y:创作灵感一方面来自于生活的痛感,感觉自己和生活面前总是隔着一个无名深渊;另一方面是看了一些福柯谈微观权力的书,不求甚解所以略有所思。

D:大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学的学习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Y: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段生活。大学学习带给我的影响,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多么有限。

D:得知自己获奖后,您是什么心情?获奖之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Y:自然而然吧,觉得自己很幸运,压力也突然很大,也有狂喜的一部分。不必期望一个奖项就能让你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对自己一段时间工作的认可和嘉奖。目前《大学社会》基本上完结了,很感谢映·纪实影像奖对它的支持和推动,以及对我个人在摄影求索上的鼓励和帮助。

D:在您的眼中,“大学社会”似乎早已经没有青春的纯真,这是您看到的景象还是你希望呈现的一种大学生活状态?您觉得权力是什么?

Y:“大学社会”没有青春的纯真,这不仅是我看到的景象,也不仅是我希望用影像强调出来的事实,它是一个悲剧的结果,而这个悲剧就是不正常的权力关系正在无声地被离开高中校园的学生所接受。我们基于《大学社会》谈论的权力更多的是指一个人尽管(可能)持有反对意见,但是依然需要去做某件事情的驱动力,它的行使主体不是通过镇压等暴力手段获得的(权力),也不是革命谈判而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微小、细节、流动在人与人之间的“力”。权力在大学组织的内部有无数的作用点,并且可以训练、塑造、生产这些微观的权力。

D:您觉得什么样的青春值得纪念?

Y:活在真实中的青春值得纪念。我想视频中的那些口述者十年后也会认为当时的选择是值得纪念的。

D:有没有您喜欢的摄影师?或者说是敬佩的人?

Y:历史上有很多,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摄影史在影响着当下的进程,我也在当下。而当下的摄影师也有很多令我敬佩,他们通过日复一日的创作和思考证实了创作中的等级高下之分。

D:映画廊为您量身定制了为期一周的纽约访学活动,想请您谈谈这次去美国的感受。

Y:大部分的信息其实在大陆都能接收到,但是到了彼岸还是有一种来自文明的震撼,这个文明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比大陆要更人性。另外,关于摄影,能在大洋彼岸重新审视自身。

D:最近有什么新的拍摄项目吗?

Y:目前与导演王久良拍一部关于大凉山的剧情电影,但不停留于审视那里的苦难,我主要是辅佐他——共同创作的电影是我个人的一方面,而自己的摄影创作也会继续思考推进。

D:对于同样年轻摄影创作者,有什么想说的吗?

Y:没什么想说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是也有一些现在不算过时的想法可以分享:不要相信迷乱和疯狂,尤其是商品社会的;不要被移动互联网带入到平等的错觉中;“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头顶一无所有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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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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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玩打地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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