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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羊川，是位于甘肃武威的一个偏远村庄，原本贫瘠、落后，因为台商温世仁的“千乡万才”计划，将因特网牵引进了这里的乡镇，变化也因此产生……纪实摄影出身的台湾摄影师周庆辉，前往这位于河西走廊上的穷乡僻壤，展开为期两年的拍摄计划，然而这次他舍弃了纪实摄影，以现代艺术手法呈现出黄羊川孩童们对于计算机与科技的“野想”。
《黄羊川计划》在2009年广州摄影双年展上展出的时候，只是一些半身肖像，那些皮肤粗粝的孩子的面部表情让人觉得琢磨不透，但当时的印象只是仅仅如此，更多的人并没有注意那些小孩子眼神里藏着什么东西。而一年后的大理，来自台湾的摄影师周庆辉展出了更多的作品，“他们的眼睛里有他们的梦想。”周庆辉说。
这个计划是他“蜗居”在甘肃武威黄羊川的一个废弃火车站完成的，为这个计划，周庆辉一做就是两年，花去了他70万台币。
周庆辉在后来的展览中，将《黄羊川计划》总题取名为“野想”，这个在中国西北的一群小孩子身上腾起的词语，不可避免地带着天马行空的味道，但也异常的美好和烂漫。
这是很多人的梦，同时也是周庆辉的梦。
它正在被实现。
周庆辉接受无忌专访。拍摄/朱静雅
“我要了解孩子们的梦，拍出他们的梦”
色影无忌：《黄羊川计划》我在去年的广州摄影双年展上见过，但好像不全。
周庆辉：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完，全是半身的肖像，还有一个投影。
色影无忌：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周庆辉：拍摄时间大概是2006年到2008年。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怎么会去甘肃武威拍呢？
周庆辉：当时有一位台湾商人叫温世仁，他是个电脑制造商，赚了很多钱，50岁以后许愿不再做与赚钱有关的事，而想做跟文化艺术有关的事。在他看来，应该靠科技致富，因此他想用科技来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而网际网路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途径之一。
那时候，麻省理工学院正在推广100美金的电脑和10美金的手机，提供给第三世界的儿童使用，目的是让这些第三世界的儿童每个人都拥有电脑，并通过电脑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这些儿童没机会旅行，但通过网际网路，他们便可以看到纽约、北京、上海，可以寻求支持，因此，这也就成了温世仁努力的一种方向。
温世仁认为，网际网路跟灯一样，不仅能够指引方向，还能够互动，因此可以解决贫困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当地农民利用网际网路，可以把他们生产的东西卖到美国的超市，网际网路的功能就相当于经销社一样。
温世仁大约花了四五百万在这件事上面，还在那里盖了一个旅馆。在过世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大业了。
色影无忌：这个地方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周庆辉：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这个疑问就一直伴随着我：我曾经住在那里面，外面停电，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因为它有自己的发电设备。温世仁当时做的是一个整套计划，他要做商城，还要开研讨会，开全世界跟科技有关的研讨会。但他死后，这个计划就慢慢停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的计划，当地的儿童比别的地方的儿童对电脑更为好奇。当然，温世仁有个很好的理念，他不捐钱给政府，他只捐给学校，他培养学校的老师学习网络知识，再让老师教给学生，他觉得把资金投在小孩子身上要比投在其他方面更重要。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你拍这个之前做了哪些工作？
周庆辉：我们本来是要拍电影的，温世仁突然去世之后，台湾公共电视台计划拍一个纪录片来介绍他。他在台湾被称为“科技游侠”，因为他长得肥肥胖胖的，又迷恋科技。这部纪录片放映以后备受好评。
第二年，他的弟弟温世义要拍电影，就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想让他们的朋友知道并关注这个地方。温世义有个写武侠小说的基金，每年奖给武侠小说的奖金是100万。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觉得写武侠小说才叫中国人，他自己喜欢写武侠小说，到现在也是。
他说拍电影，那我们就拍电影吧，他想在黄羊川拍这个电影，电影里可以不提温世仁。那时，李安刚好拍了《断背山》，全世界轰动，大家都以为真的有个断背山，但事实上是没有断背山的。可这个黄羊川的旅馆对面就有一个龙背山。
温世义说，假如我们拍个电影，可以参加影展，那么整个黄羊川就有可能被人家谈到。当时旅馆已经投资下去了，可这个地方并没有旅游资源啊，建这个旅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旅游，旅馆是叫“黄羊川会议中心”，是要做研讨和展览这一类的东西。
为了拍电影，拍这个“科技游侠”，2006年，我们对那里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访谈。我们在每个年级挑了20个学生来做访谈，问题都差不多，姓什么，叫什么，父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们当时就录了100多人，想找一些有趣的故事出来。你知道，在中国拍电影很难的，因为很难放映。于是，我们又找电影制作公司来谈，比如说中央制片厂啊什么的，这些公司不出钱，还要管很多事情，于是后来我们就改拍纪录片。当时我一个朋友的剧组已经在拍。我想把当初“科技游侠”的想法拍出来——网际网路是一个梦。
温世仁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梦，一个成功商人的梦。但事实上，这件事施行起来很难，因为即使你给了当地孩子一个电脑，他们也未必能付得起上网费。所以我就想以梦为题来施行拍摄计划。我之前所做的摄影都跟报道摄影有关，而我又不想做重复的事情。使用报道摄影的形式来拍这个事情，几张照片就足够了。后来我又跟当地老师沟通，想做成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品，但温家不同意，就断了我的资助。于是我就自己投了300万台币，大约等于人民币70多万，做这个项目。但在我完成拍摄计划之后，他们看了喜欢也非常了解我心中的想法，就赞助了我展览的部分资金，对我完成展览计划有很大的帮助，这件事，让我了解艺术家要如何与企业赞助的沟通是未来每位艺术家很重要的课题。
2007年到2008年，我在当地找到一个半废弃的火车站住，因为当初温世仁的那个旅馆我住不起，一天要400块人民币。我把整个火车站整个大厅包起来，办公在售票厅，售票厅在当初在盖的时候就可以上网。候车室我搞成了摄影棚。为了拍摄，我在北京收拾了大概一两百公斤的摄影设备运到兰州，开始了我的计划。
我第一个计划就是想拍出梦。我跟老师说，要了解一下孩子们的梦。
“让观者看到孩子们眼睛里的梦”
色影无忌：也就是那些漫画上的东西？
周庆辉：对，我是通过老师来了解他们的。我让他们把梦画出来，但因为这些学生跟外界接触不频繁，想象能力不高，他们一开始画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样，收上来的50张画作都是一样的。于是，我从兰州运了一小货车的纸和笔，从高年级到低年级，让他们画画。我出了一些题目，比如“你想象中电脑能做什么用？”、“电脑会带你去哪里？”、“你觉得电脑除了长这个样子，还能长成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在这些题目的引导之下开始想象，他们充满了丰富的创造力，有的将电脑画成了牦牛，还有一个小孩画了一只鸡，下了好多鸡蛋，那些鸡蛋就是电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画成这样。我每天将他们的画全部收来，再进行挑选。有孩子画一台电脑，能帮人喝水，而电脑的远处就躺着一个人，我就想，他家里是不是有病人，而他觉得电脑可以帮他照顾病人。
我先不管他们画的内容，我先挑出我感兴趣的。每个人画完以后都会写上名字，我很容易就查出是谁画的。我看中了哪幅画，就去找作者，看他上不上相，然后给他出个题目：“你怎么才能拥有电脑？”像那个画鸡蛋电脑的学生，他就觉得他不可能买得起电脑，但他家里的鸡蛋不要钱，鸡每天都会下蛋。他说：“那就让鸡帮我生一个电脑不就完了么。”还有一个小孩就说，我每天晚上梦见电脑不就可以了吗？所以他画的电脑在天上飞，有星星，有月亮。他们有很多想象。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很浪漫的。
周庆辉：非常浪漫。他们还画馍馍电脑，像一个馍馍。
色影无忌：那为什么选择土墙作为背景呢？
周庆辉：那里的土墙很有纹理，很有岁月感。当时拍土墙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是这样拍的：先把画面画上去，拍下来，然后凿个洞，带小孩去拍。但有些小孩一上去拍照，表情就很不自然。
色影无忌：尤其在西北，小孩子表现得都相对木讷，缺乏表现力，因为我也是西北人，我了解这种成长状态，但你将他们的表情调动得很有梦的感觉，很飘。
周庆辉：我在拍照的时候有个习惯，我会提前想好展览应该怎么做，因为展览跟布展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使用摄影棚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拍肖像。在展览时，就把这些小孩子的梦放进他们眼睛里，孩子的眼睛里有他们画的画。我为什么把那些照片放那么大，就是因为要让观者看到他们的梦。而梦在哪里？就在他们的眼神里。所以，当你仔细看那些照片时，你会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一幅画。可能观者在看第一组照片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多看几张以后，他就会发现瞳孔里有东西，于是他会返回去看前面的几张。其实我也一样，在展览的时候，会被小孩子的肌肤所吸引。为了做到巨细无遗，我只能使用大型相机来达到那种效果。
“好的艺术品能让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去解释”
色影无忌：既然你想到要做展览，那么拍这些照片，你在结构上做了哪些分层？
周庆辉：在展览的时候，我会考虑到，人直视的高度就是画面中人眼神的高度。当你看到那么细、那么清晰的肌肤，你会一直往前看，直到被吸进去。当你无限越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暗锁，发现那个印记，发现线索。
在拍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说：“你笑一个给我”。最早我是希望他们没有表情的，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带来想象的表情，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个微笑能够产生多种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去解释。好的艺术品就是能让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去解释。
所以，我希望小孩子们在拍照时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单纯的笑，一种单一的东西。这些表情，你可以说他苦闷，这是一个解释，你可以说他若有所思，那又是一种解释。这是第一组照片。在第二组照片里，你能在他们眼睛里看到的画，就在那面土墙上，而小孩子却又变成画中画了。第三组照片，在展览时有一个长长的狭窄的通道，那里有土墙，旁边摆着他们的画。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照片中孩子的动作和道具都是你设计的？
周庆辉：我在拍摄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村小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个时期小孩子模仿能力很强，而他们可模仿的对象就只有家里的老人了。于是，他们习惯性地模仿老人家的行为举止，呈现出“小孩子的身体、老人的行为”的有趣情状。其中有一个小孩子，他的行为就非常像老人，蹲在路边嗑瓜子，和他爷爷太像了。按我的计划，我就是要拍出“小孩子的身体、老人的行为”这之间的矛盾。
在当地，我习惯晚上一个人在镇子上散步。镇子很小，他们都认得我，每个人也都对我很好奇。我会常常走到人家家里跟他们聊天，从他们家里找道具，很多道具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我将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跟孩子们的表情结合起来，拍成了半身肖像。
色影无忌：除了半身肖像，还有其他的拍摄形式？
周庆辉：其实这次还有很多黑白照片没有展。也许人们在看到这些照片时，会好奇这些人在哪里生活、生活环境如何。因此，我也拍了很多空景，那个空间里没有任何人，但有人使用过的痕迹。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因为我也拍了纪录片，在展览的时候，我把纪录片中小孩子说的话贴在墙上。在纪录片里，我也剪了很多空景，如麦子慢慢地摆动的画面。然后我把纪录片中的这些空景投影到儿童的画作上，纪录片中镜头运动时，与画作之间会产生一些互动。有时候光线忽暗忽明，有时候动物跑来跑去，它们重叠在儿童的画作上。这是我比较完整的一个想法。
色影无忌：那通过这些展览，你要呈现的具体理念是怎样的呢？
周庆辉：在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些话写在旁边的，比如“与小孩相互凝视，会发现新的事物，他的肌肤会告诉你，他来自哪里。”这是第一阶段的理念。“无论在什么地方，每一种文明都有如荒野，然后，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有纯真的梦想。”这是第二阶段的理念。第三阶段理念是：“每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合理的怪诞，都会变成儿童天真而又不安的存在。”就像小孩子的身体附加上老人的行为一样，你会觉得很诡异、很怪诞，他们绝不会拥有在麦当劳里吃快餐的孩子一样的快乐。
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一些有钱人所设想的那样，现实世界远远超出许多理想主义者的想象范围。也就是说，提供一台电脑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大结构的、更深层次的，这不是网际网路能够完成的。
“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
色影无忌：在拍摄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周庆辉：为什么我的工作从2006年持续到2008年？花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的拍摄没有成功。因此照片拍了以后不是马上能看见，我就在北京租一个工作间，冲洗的时候飞到北京去冲。后来，为了节省成本，我就运了一两百公斤的设备去兰州，租了一个空间下来，每天付费，以保证设备的安全。
我每天出去拍照都会带上三四个小孩子，租一辆车。每次拍照的时间安排都很复杂，中途还要放饭，而我必须在小孩子放学之前把他们交给学校。同时，每一年的工作时间都很短，从四五月份开始，而到九月以后，天气开始变冷，就不能继续拍摄了。
第一年的底片冲出来后，我对照片的效果并不满意，于是第二年又重新开始。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这些不满意主要是哪些方面？
周庆辉：比如说，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但我却没办法精确地算出每个头颅的大小，譬如有时候他的头会晃动，拍了很多张才能选出有一张不晃动的，很细微的晃动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拍摄土墙方面，我是画完了就拍，拍完就砸洞的。因为我都是拍的正面光，但当再拍的时候，太阳光却又没了。
色影无忌：那可以打闪光灯。
周庆辉：我本来想打闪光灯，然后让闪光灯的光跟自然光融合，可是我的闪光灯力量又不够大，无法压制西北那强烈的阳光。可是，当太阳光正面照射的时候，小孩子的眼睛是睁不开的，没法做到自然。所以我得等太阳稍微过去一点，光柔柔的时候，天要亮，却又不能太亮。所以我一天上午只能拍一张，太阳过去后，就不能再拍了。我在每堵墙上都做了记录，包括每堵墙的太阳方位等等。一个早上，一个墙拍不好，那这天早上的拍摄计划就废掉了，下午得到另一堵墙跟前去。这样下来，一天就能拍两三张。
到2008年，在我拍摄了一整年后，才开始做展览的。
色影无忌：你跟小孩拍的时候，怎么沟通呢？
周庆辉：我会表演，使用肢体语言之类的。当然我也可以跟老师沟通，通过老师慢慢跟他们沟通。他们刚到摄影棚时会很紧张，他们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摄影棚。
我常想，我以前拍报道摄影的时候，我拍过很多人，我一直记得他们。而这次拍摄，我觉得他们会记得我，因为在他们那么小年纪时，有人来拍他们，换成我，等我老了，我都会记得这个事情。
色影无忌：但这样子的沟通可能还是会有些困难。
周庆辉：我拍第一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会很紧张，等到拍第二个小孩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会跟第二个沟通交流，他会跟他说：“你上去不要动。”于是，在他们之间，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天，所有的小孩都会很高兴地等着我，因为出去拍照可以吃得很好，有肉夹馍，有饮料，有矿泉水，而且出去拍照还可以不上课，可以出去玩。拍完回来的小孩会跟其他小孩说一些拍摄的细节，他们之间有固定的沟通方式，如此一来，我拍照就顺畅多了，后来的拍摄就越来越顺了。
有些小孩在看我拍摄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动作。我也会偷偷记下那些动作，在拍半身的时候使用。比如有些小孩会扯小姑娘的辫子，那我就在拍摄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刚才不是拉别人辫子吗？”然后让她们表演一个拉辫子的动作。一些小孩学老头用树枝掏耳朵，那我拍他们掏耳朵的样子。
色影无忌：有一张小孩“倒骑驴”的，我印象很深。
周庆辉：哦，“倒骑驴”是我故意的，我其实也拍过正面骑的。我后来想，为什么不拍倒骑的姿势呢。那堵墙的残缺部分是自己垮掉的，可画在那里的那头驴刚好合适。小孩的脸很黑，而在逆光之下拍出来的效果反而更好。
我在很多拍摄时，很多决定都是在现场做临时做出的，我的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一天的决定带来一天的花费，而一旦决定错了，拍得不好，回到台北以后才能发现，那就得再来一趟，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第一年拍摄结束后，为了防止设备受潮，我就把设备放在当地农民的粮架上，第二年再取下来。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还有一张是一个小孩，拿着卷纸，里面插着柳枝，这是你提前就想到的点子吗？
周庆辉：对，那个小孩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用树枝掏耳朵的孩子。他们家摆放的花都是塑料的，那个地方根本没法养真花，因为缺水，连洗脸都要用积攒的雨水。我在他家看到很多塑胶花，插花的花盆都很烂，底是漏的，不敢浇很多水，他们只会往里面滴几滴水，但这也没用的，土还是干干的。那我就说用卷纸吧，卷纸下面也是漏的。这个决定也是我临时做出的，那个卷纸是我上厕所用的。
这小子太痞了。拍的时候，他刚好有一个眼神，我察觉到了，就表演给他看，他就模仿我，做出那样的眼神，我就拍下来了。
我在拍这些孩子之前，要给他们洗脸，最起码也得给他们擦脸，可是有些东※※到擦不掉，但是我基本上还是用热水把他们的脸尽量擦干净。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基本上每个小孩都有一套表情？
周庆辉：对，这很好玩。他们会自己想象，就像我拍的那个斜躺着的小孩，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张，我正要拆棚的时候拍的。在拍摄的时候，这些孩子头老动，我就一直在想解决的方法。后来，我想到了犯人拍照时不是头后面都有一根木条吗？我就找了把椅子，找了个木匠，做个架子顶着后脑勺。但即便如此，我一拍，他们脑袋还是晃动，那怎么办？4x5一张下来很贵的，我拍了1400多张呢，除去废掉的不知道多少，“啪”的一枪，一个片夹就没了。这种胶片很费钱，拍摄也非常复杂，需要换片。而在西北，有那种细沙，进入4x5的轮轴里会卡住机子。而且细沙还会刮片，在拍完后我都将片子放到暗袋里。
“《野想》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色影无忌：其实现在想你之所以取名《野想》，就是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周庆辉：对啊。然后又是在野外，有那种荒野的感觉，所以最后就选择用《野想》作为我的标题。
色影无忌：它也是你的一个梦想吧。
周庆辉：是，是我的一个梦。
色影无忌：做展览的时候片子是怎么挑选的？
周庆辉：我拍每一张片子很紧张。我后期处理的时候，得用高解析度扫描，这很麻烦。片子共1400多张，我就先挑了400多张出来扫描，然后再从这400多张片子里面挑出100多张。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你后来做展览的时候有没有跟小孩子做什么交流？
周庆辉：最早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把黄羊川的土墙拆一堵放到美术馆的，然后请三个孩子来到美术馆，画出他们对于台北的想象，我连他们过来的机票都找到赞助了。但土墙没法运进来，因为美术馆有个要求，每一平米只能承载400公斤，可是那些土墙接近两吨，没办法做。
色影无忌：可以在一楼做啊。
周庆辉：一楼不行，因为一楼不在我的合约范围内，我的展览是在三楼。后来我还在想，让他们派三个小孩子来，由一个老师带着，来参加开幕。
色影无忌：后来他们来了吗？
周庆辉：没有来啊。没有土墙，他们也就没法来了。我为了土墙，还专门请教了武威博物馆的人要怎么切土墙，怎么才能运走。我担心土墙剥落，就准备灌白浆，用大量的白浆灌进去，在凝固之后用玻璃罩住。西北的土墙很容易剥落，在画画的时候，我画了半天，突然一片墙剥落了，也不能再重涂了，因为土墙的纹路很重要，而那个纹理也正是我要的，那是岁月的纹路。我没法完成这个计划，就很想切几块土墙回来，后来我打电话给黄羊川，发现中央台也在拍那些土墙。
色影无忌：那些你画过的土墙还在吗？
周庆辉：都在。第二年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下雪的时候也不会融掉，因为那些颜料是我自己配的。我告诉你，我在土墙上画画，就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在墙上挖出个大圆，在里面写标语，才受到启发。于是我就想，那些标语都能保存那么长时间，我为什么不能呢。
我当时买的是广告颜料，广告颜料是水性嘛，那我得加点油性，但又不能太油。我去兰州买颜料，全配成一桶桶的。因为我是一次性把人家店里的颜料全买下来，到最后，都不用提前付钱了就能拿到颜料了。那广告颜料7块钱一罐，但买回来以后发现没法用。
此外还有胶片的问题，有时候我拍到断粮，底片没了，只好打电话到香港，用skype打电话去买底片。结果他们还说，最近有很多人怎么老问4x5的底片。他们不知道，那都是我打的电话。订购之后，底片先寄到北京，然后再寄到兰州。
色影无忌：这个系列还会延续吗？
周庆辉：不会了，基本终结了。我出书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样子，顺便发稿费给他们。今年春节，我就寄了一笔版税过去，我给老师交待，务必在过年前给他们每人100块，当作压岁钱。我平时拍摄时不会给他们钱，只会给他们铅笔和小笔记本，给他们用得到的东西。这个计划到此为止，我还要做下一个计划。
用17年的交通违规罚单做下一个展览
色影无忌：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周庆辉：我的下一个计划有点复杂，暂时还不能说。但我这次回去要做一个展览，这个计划我做了17年，是我最长的计划。而且这次展览的照片都不是我拍的，但都与我有关，是在这17年中交通警察拍我的罚单。
色影无忌：你每次的罚单贵不贵？
周庆辉：贵啊。我这个展览叫《台北浮白》，正准备出版，我回去以后书就印出来了。为什么叫《台北浮白》？古人说：浮白，就是罚一杯酒的意思，浮一大白，就是罚你一大杯酒。当然，这个展览一定是跟台北的生活有关，在台北生活，总会被罚的。
罚单证据
色影无忌：但你也不至于被罚那么多啊。
周庆辉：怎么不多？100多张呢。这本书很有趣，我只准备做30页，只有24张照片，但是做到了160页，每张照片都拉页。
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根杆，上面有高速摄像头，一个罚单有时候是1600块，有时候是1800块，这根杆子一年的绩效就是3万多张罚单，接近3亿多到4亿台币。这是最好的打工仔。
色影无忌：那它拍你的次数多吗？
周庆辉：当然多，我有一天跟我助手为了补一个展览的单子，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照了6张。
台北浮白封面
色影无忌：这些被拍的照片哪里来的？
周庆辉：是警察寄给我的。我们超速的时候会被拍照，但是你说我超速，你得给我证据啊。台湾人就这样，没有照片的话，就不交罚金，我就表示我没去。有照片，我才承认啊，所以他们会寄给你。
我会在做展览的时候在旁边写上一些话。比如有张照片，我写的是：“我不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就在去台北市立美术馆的路上，我不在拍照，就在被拍照的路上。”为什么？就因为我这个展览在美术馆展嘛，这句话也不是我写的，我套用网络语言，这些话都有些无厘头。再比如有一张我的车被拍的照片，旁边我写着：“听说喝黑咖啡可以减肥，听说喝黑咖啡可以超速近金鱼眼，听说喝黑咖啡可减少超速。”为什么喝黑咖啡会减少超速？因为会提神。这些话的原话是我从google上搜来的，我把他们组合起来。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规定是黄线不能停车，于是我就写了一段文字：“台北的天空是灰的，但城市满地都是黄的，黄色是中国人敬畏的颜色，沉稳而不轻狂，当你停不到车位的时候，才知道台北满地黄货。”因为这都是灾难嘛，要罚钱啊。我就把这些文字跟照片无厘头地搭配起来，这些文字也是我展览的一部分，整批都是这样做的，照片上还全是指纹。
其中有一张照片我最喜欢，也很有趣，因为我的车在前面走的时候，被拍了，正好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跟在后面也被拍，他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偷。于是我写道：“暗夜疾行，景气不好，歹徒的恐吓方式及恐吓的范围越来越大，在路上要是发现可疑的人士跟踪，请利用测速照相斗争。”
这些照片的稿费估计是全世界最贵的稿费了。本来想展览的名字定为《20万》，因为我共被罚了20万，我准备将这组照片卖20万，一次性把钱拿回来，哈哈。
关于周庆辉：
周庆辉，1988年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退伍后即进入媒体工作，曾获台湾新闻年度摄影奖、行政院文建会主办“映像与时代—中华民国国际摄影艺术大展”的报导类银牌奖、台北摄影节报导类特别奖及金鼎奖等奬项。在媒体从事一年的“新闻劳作”后，而开始建构第一个长期摄影计划“停格的岁月—痳疯村纪事”，并于1995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该展于次年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展出，并收录于《台湾摄影家群像》。2002年，“消失的群像—劳动者纪事”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及平遥国际摄影节个展，2003，“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HUMANISMIN CHINA A CONTEMPORARY RECORD OF PHOTOGRAPHY”联展(广东美术馆Guangdong Museum of Art上海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2006《行过幽谷》个人限版摄影专辑由台北国际书展基金会颁发台湾出版设计大奖--金蝶奖装祯设计首奖，2007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8年受邀参加台湾美术双年展，2009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年《野想—黄羊川计划》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