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河：对这张照片的事实认定上绝对不能听宣传部的
这个照片的事我看微博上有人说，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了解到的是当事人的的确确有要价的行为，尽管背后有老板，而且这个老板躲着，但他们确实遵从了老板的旨意，我问过很多人，比如说现场的，以及照片的作者。
这件事对作者的伤害也很大，当地政府部门是不让发布这张照片的，但后来这张照片被发出来了，导致作者丢失了工作，他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当地宣传部门不让报，甚至还给了作者处分。
我问过几个人，《华商报》当时也对这个事实做过一些核实，但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出来后，当地宣传部门觉得没面子。我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我觉得这张照片不存在作假，在那种情况下，众口铄金，谁也难辨。
抛开道德层面的东西先不谈，我不大愿意在这件事上去纠缠。
对这张照片的事实认定上绝对不能听宣传部的，他们凭什么说这张照片作假？《华商报》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而且照片发表的时候，没有署作者真名，当地的媒体没发，我对当地宣传部门的做法很怀疑。
现在这个作者已经离开了湖北，到了湖南。
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获不获奖已经不重要了，连续获奖是有别的成分在内。
中国现在社会怪异现象实在太普遍了，出现挟尸要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采访/海杰）
常河，《东方早报》副总编
黄文：图片的关切也是一种社会关切
“挟尸要价”这个事情是去年一件震动全社会的事，因为救人大学生遇难之后，就引发了一个大讨论，也引出打捞尸体和社会道义之间的矛盾，所以也就成了社会的舆论热点。当时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后来照片中船头的那个人可能是通过媒体等方面表达了申诉，但是否如人们所谈的那样呢？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应该是骇人听闻的，它形成的震动不仅仅是在摄影行业，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是非常大，形成了一场道德大讨论，而在这中间，照片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嘛。
我个人觉得，在这样极端的案例中，摄影师本人在努力地去记录，我们应该对新闻事实予以尊重，这个事情应该在各种听证中有陈述，当然对于具体事实，我无从描述，对于事实，相关部门应该进行了多方调查。
而这张照片连续获奖其实表达了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关注，这个事件的核心在于，“挟尸要价”挑衅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救死扶伤是基本道德，这是我们已经达成的共识，这种伦理道德是无解的，但我们更倾向于赞美和鼓励。
而挟尸要价的当事人只捞死的，不救活的，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商业利益面前对别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图片只是用影像方式表现事实，这种关切是一种社会关切。
至于这张照片，它是去年的照片，今年获奖，只要没有违反各种评奖的规则，那就无可厚非。
对于这张照片的事实认定，不是作者说了就是事实，事实认定的关键就在于事实是怎么发生的。摄影师本身也是当事人之一，但这个应该是多方求证的结果。（采访/海杰）
黄文，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推介部主任、曾任荷赛评委
贺延光：我要等照片中的当事人自己出来澄清
我今天也在网上关注网友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但是我只看到那个长江学院的宣传部长站出来说照片作假，为何看不到照片中的当事人出来说话？这张照片获奖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当时事情发生以后就在很多媒体的头版刊登了那张照片，那个王守海被如此冤枉了一年多为何他自己不出来辩护？我不想听那些网上流传的东西，这个事应该按正常的司法程序严格的取证。至于“金镜头”评委会那边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评选那天我也在现场，当时很多评委对这张照片态度谨慎，他们是从《华商报》方面获得了确切的情况以后才继续评奖的。据说事发那天《华商报》是有文字记者在场的。所以评委方面对从《华商报》获得的信息是信任的。（采访/王江）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第18届“金镜头”奖评委，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
蔡勇：照片发布之前我们是做过调研的
当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就联系到了那个张轶，并且取得了他当时现场拍摄的全部照片，在第一次作为配图使用的时候我们确实出现了把站在船头的王守海写作了老板陈波的失误，但是后来这个错误很快就更正了，至于网上披露出来对事实扭曲的情况我们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你知道像周正龙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这边发生的，所以我们对于图片的注释是慎之又慎的。我们当时有个资深的记者郝建国，他在现场做了非常细致的调研工作。我们有当时事情经过的所有照片，如果大家看到全过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采访/王江）
蔡勇，华商报新闻摄影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