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志贵与策展人黄建鹏2009年3月21日在中国美术馆“见证西藏民主改革——蓝志贵西藏1950—1970摄影作品展”海报前的合影
引子
认识蓝志贵先生是1987年的事情，当时，他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副编审，《西南旅游》杂志的美术和摄影编辑，关于杂志的稿件我们有一次长谈。1988年，作为同事我与蓝志贵先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一起拍摄了《长江三峡》。我第一次看到蓝志贵先生的这批西藏照片是在1990年，内心里感到非常震撼。1991年，作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在图书馆里研究国外系列摄影大师的时候时常回想起这批图片。
1992年，当我在成都系统地观看了这些照片和底片之后，认为这批图片完全可以同国外的摄影大师拍摄的作品进行比较，就产生了出版、发表它们的念头。2005年，这种出版、发表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一定要让更多的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像，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时的中国摄影并不像很多学者认为的“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完全是以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工具为面貌出现的”，蓝志贵先生的作品仍然非常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独立的个人视角。2007年以来我多次往返于成都、南京、北京之间，与南京师范大学摄影专业高才生汤溢在暗房里花了一个月时间精放了这批图片，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和整理蓝志贵先生的照片及手稿的文字和相关资料上。
2008年正是蓝志贵先生的代表作《拉萨节日的欢乐》拍摄50周年之际，这批西藏照片绝大部分也拍摄于那个时期。发表这篇专辑，旨在纪念蓝志贵先生在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做出的贡献。
带着这个想法，我又一次飞到成都与老人进行了交流。
黄建鹏（以下简称“黄”）：我知道您参军之前就开始接触摄影，到出版社退休前一直进行摄影创作，请您简要地回忆一下您这一生的创作主要分为哪几个时期?
蓝志贵（以下简称“蓝”）：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1年进军西藏到1955年。
这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比较一股，作一些摄影报道、专题报道以及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一些政治任务，但这一时期我拍摄了川藏公路建设和进军西藏初期的许多图片，这些资料现在看来有一定的价值。1954年12月到了拉萨以后，我就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与我们汉人的风俗习惯很不一样，他们的文化，风俗、服饰、宗教都比较完整，而且很奇特。我这个人喜欢猎奇，所以看到非常稀奇的东西当时就想把它拍摄下来，就这么一个认识，摄影是一个纪实的东西，图片可以记录历史，人、自然都会有变化，我把它记录下来，心想以后这些图片一定会有价值，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第二个时期就是1956年从察隅到1966年“※※※”，这是我最丰富、最有成效、最有成果的一个时期，我的主要代表作品也就是出在这个时期。民族民俗摄影、宗教文化摄影等题材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为解放军画报社对军队建设、长期建藏、边防战士驻守边疆等进行专题摄影报道，以及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拍摄任务。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1993年。这一时期我转业到了四川，开头是到西南民族学院做一些行政工作，当时任西南民族学院工会副主席，我很不适应行政工作。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旅游天府》杂志成立了，邀请我到《旅游天府》工作，这是很适合我的兴趣和理想的工作。到了这个时期，我着重的是旅游摄影和风光摄影，也拍一些民俗纪实的题材。
黄：您什么时期拍摄的照片数量最多?
蓝：就是1956年到1960年，西藏的民风民俗。宗教活动拍摄得最多，而且最有价值。
黄：您在什么时期的创作最旺盛?
蓝：也就是这个时期，1956年到1960年。
黄：您最满意的是哪个时期的作品?
蓝：我最满意的就是1956年到1960年这个时期的作品。1956年我主动要求到察隅地区，除了完成察隅边防部队的报道，采访以外，我还拍摄了大量的风光照和民俗照。察隅这个地方的人，有很多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例如珞巴族、僜人，门巴族，还有藏族，最有幸的是我拍摄了很多珞巴人和僜人的生活习俗的图片。这部分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被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给于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我记录了民俗方面很珍贵的资料，他们也从我这儿收集了不少。《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也发表了这些图片。珞巴族是一个非常豪放、善良、友好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种粮食、打猎、挖药材为生，他们有着一种游牧性质的生活方式。他们主要是长住在我们上察隅地区的十多处深山峡谷当中。珞巴人传说他们和汉人是兄弟，哥哥聪明就到内地去发展了，弟弟就在当地发展。后来我们解放军1951年进驻察隅以后，这些珞巴人就派人来看望他们回来的哥哥。这个时期我拍了许多珞巴人的照片。
还有一个民族叫僜人，僜人还没有归入到我国56个民族当中，我们称它为僜巴人。这个民族的人呢，身体很瘦弱，很矮小，他们很喜欢抽烟，从小能吃饭就能抽烟了，他们大小男女嘴巴上都含着一个烟袋。当时他们还种鸦片，我们去了以后就展开宣传，叫他们不要抽鸦片和不要种鸦片。在这深山里面，这些僜人只有几千人，后来在我们解放军驻察隅部队帮助下，将他们从察隅山上接到察隅坝子里。察隅那个地方非常富饶，我们就把那些愤人安排在察隅。这个时期我也拍了很多恺人的风俗照片。另外察隅有一座山叫药材山，到药材山要经过四五天的行程，经日东草原到吉台村，然后才到中缅边界的药材山。那些边民(缅甸的边民和我们西藏的边民)、少数珞巴人每年的八九月份都要到药材山挖药材。在这我拍了很多风俗照片。
在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叫吉台村，吉台村是一个狭谷，雨天一出太阳下毛毛雨或起云雾的时候就出现彩虹。跟其他彩虹不一样，那里的彩虹非常大，好像就在你的面前。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说，“彩虹是一条龙，它舔你的脸，你的脸就会花。”当时感觉彩虹就要舔到我的脸了。在这我拍了很多彩色照片。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摄影》上发表的代表作《雨过天晴》就是那个时期拍摄的，第一批彩色照片基本上也都是那时拍摄的，因为那时我们十八军摄影股可以从印度进口彩色胶卷，我个人也买过彩色胶卷。公家的彩色胶卷很多都过期了，他们都不要，于是我把它们收集，保存起来，也使用了一些。拉萨的气候千燥，彩色胶卷的保存时间长。
黄：您是怎样认识摄影的记录功能?您为什么选择摄影作为创作的主要媒介?
蓝：我喜欢美术，喜欢摄影，从小就接触摄影。后来感觉摄影可以记录历史，可以记录人文景观，人是会变化的，因为人要变化，所以我拍摄有关人的内容更多一些。我在照相馆的时候，一些老年人经常把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拿来叫我们加洗。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人从青年到老年各个时期把它拍摄记录就是摄影的功能，对于社会来讲也是如此，我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大地有灵气。这个灵气有时候表现在图像上，像一些图腾。摄影是一种现代的科学技术方式，很好地记录人物和事物。有了这个思想，我到了西藏以后，发现西藏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藏、彝、羌这些民族我都非常热爱非常喜欢，经常深入到他们的民风民俗当中去，所以我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外，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在拍摄这些内容上去，同时在这方面我也出了一些成果。
黄：在您的早期摄影经验中，主要的图像资源来自哪里？
蓝：我的图像资源，一个来源于我当时在陪都重庆照相馆时，看到了很多名家及盟军军官拍摄的图片，他们很多照片都拿到我们照相馆来加洗，于是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图片，就很留心这些图片的拍摄技巧、另一个来源于美术作品，像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作品对我影响很深，这些形象的内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看到西藏这些民族男女老幼的形象，好像那些美术作品的形象就出现了，比如我拍的那个《传大召，古骑兵》(见左页图)的形象就是这样。
《世界美术作品选集》中也有这类形象，我一看到这些民族的形象，就和书中的形象结合起来，我想我一定要表达，我一定要用摄影把它表达出来。我拍《传大召》(《拉萨节日的欢乐》)，当时我就感觉非常神秘，其中有一个传召凯旋的场面，我观察了三年最后与我脑海中的形象进行结合才得以完成拍摄。
黄：哪个流派、哪个画种或谁的绘画作品对您的影响更大?
蓝：像刚才说的《伏尔加问上的纤夫》、 《蒙娜丽莎》，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大场面的画卷对我印象最深，另外进藏初期看到的一些藏民族唐卡和巨幅壁画都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黄：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对您的摄影产生过重大影响?
蓝：中国早期的电影都是照相馆拍摄的，我的老师经常讲，《定军山》就是上海一些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的。我们那个照相馆的一些老师也是上海来的。我的老板叫宋惠伯，他是南京人，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逃到重庆来拜照相馆。摄影作品对我有影响的还有薛子江、黄翔、朗静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对我产生过影响。
1953年我们西藏军区组织参观团到朝鲜去参观，路过重庆，西南军区司令贺龙接见我们。当时接见的时候，我使用的照相机是16片的蔡司照相机，闪光泡有时打不着。贺龙的形象非常高大，非常好，非常善良。我拍了三次打三个闪光泡结果只亮了一个。贺龙看了，就说，“蓝小鬼，你那个照相机过时了，打不燃了，叫你们宣传部长夏川买一个新的嘛，能够跟上时代，你那个过时了。”他很风趣地用湖南口音的四川话说：“哦，小鬼，你的机器打不燃了。”回到拉萨以后，我就领到了一台莱卡M3相机和一台120德国禄莱福莱克斯，我在摄影上有了它们就如虎添翼了。后来我用禄莱福莱克斯拍了很多精彩镜头，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由这台机器完成的。
黄：庄学本先生只到过康藏地区调查采访拍摄，他一生非常想去西藏，但一直未能成行。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拍摄西藏的代表人物，您能谈谈当时与您一同进藏的摄影人的一些情况吗?
蓝：代表人物是你的看法吗?
庄学本先生应该是中国最早拍摄藏族题材的摄影家之一。是上世纪3、40年代吧。我们十八军进藏的摄影工作者有袁克忠、林安波、周信源、闫钦政、倪涛、范士林、罗伟、胡轮翔、许安宁、戈维淼、李万春、于庆坤、陈恒、武清泉、吴植忠、黄若愚和我①。中国摄影史应该记住这些最早拍摄西藏的摄影人的名字。我们这批人最早的是1950年开始进藏的，应该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第一批拍摄西藏的人，当然民国时期也有少数摄影家去过西藏，1954年修筑康藏公略在拍摄打通雀儿山时戈维淼就光荣牺牲了。我在这批人中岁数算小的，2007年也75岁了。2007年11月28日，袁克忠在北京逝世，我很难过-我们这批人中没剩下几个了。我在这批人中确实比较活跃，除了完成政治上的拍摄任务以外，我还拍摄了很多西藏民俗、西※※物、西藏宗教以及西藏发生的重大题材。
黄：这批人中哪些人的底片保存得很完整?哪些人在当时像您一样有独特的拍摄视角?这些人的原作在哪里能够看到?
蓝：想看到这些人的原作比较难了。我记得，1991年西藏文联、西藏摄影家协会选了我们这些老摄影家中的几个代表，举办了袁克忠、蓝志贵、陈珺、林安波、陈忠烈西藏摄影艺术展。当时，我也来组织联络过作者，选择底片，放大作品，其中很多人的底片都很难找到了。当时林安波只找到了2张底片，参展了2幅作品。又过了十几年，情况变化很大，就是活着的人也很难联系上了。看到底片和原作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黄：1958年您拍摄的《拉萨节日的欢乐》于1959年荣获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第一个国际金奖，请您谈谈创作这幅作品的情况及当时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送展的情况。
蓝：《拉萨节日的欢乐》两次荣获国际金奖：第一次是1959年10月3日荣获民主德国社会主义胜利国际摄影展金奖，第二次是1959年11月12日荣获第三届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摄影艺术展金奖。②《拉萨节日的欢乐》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拍摄于1958年藏历元月“传大召”期间。1955年春节期间，我观察和拍摄了藏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在拉萨“传召”的各种宗教活动。 “传大召”的21天活动中，除三大寺近三万喇嘛集中于大召寺诵经外，还有灯节、元帅点兵、送鬼和赛宝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中尤以“送鬼”的场面庞大。我当时想，能将这个有气魄的场面记录下来对后人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一定很有价值。
1955年，我拍摄“传召”以后分析了拍摄的照片，认为庞大的宗教活动场面，没有半点组织加工的可能，因而选择拍摄角度和控制场景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在“送鬼”仪式中，有“用法术压邪”，“武术压邪”和“凯旋”等三个主要场面，其中“凯旋”是表现鬼魔瘟神被除尽，人们在新的一年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时，火炮齐鸣欢迎古装骑士胜利归来，矫健的骑士们绕场一周，长约四分钟：于是整个送鬼仪式在铁蹄声和炮声中结束。我准备选择有代表性的“凯旋”场面。
构思成熟了，场面也选择好了，我准备在1956年“传召”期拍照，但因当时不在拉萨，没有拍成。1957年光线不好，也未拍成，1958年才算拍成。应当说，对主题思想和场面有了精确的把握后，角度的选择就不困难了，但是当时“传召”期间，一切治安由铁棒喇嘛维持，如果不服从铁棒喇嘛的安排，进入活动范围的人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摄影点，我也不可能专心拍摄。另一方面，人群拥挤，活动的摄影点也不可能拍摄到构思中理想的瞬间。只有选择好固定的拍摄地点，才能有把握拍摄好。
依据以往的实际体会，对骑士绕场一周，人群变动的位置、光线、气氛等等，我事先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安排。从完整的构图出发，我选定附近一间民房房顶为摄影点。前三天与房东交了朋友，说明我的意图，同时对安全方面也作了准备。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我准备了禄莱F：2．8双镜头反光摄影机和二号黄滤色镜及其他附件，因当时风沙很大，我把相机置于大衣里面，这样既防风又不容易被发现，我提前6小时进入立足点。当仪式开始的时候，对其他场面一律放过，因为我要拍的比较理想的场面只有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当时我一面考虑到火炮对相机的震动，硝烟和风沙的遮盖，光的变化，左右人群对拍照的影响等，一面集中一切注意力，等待高潮的到来，当我一切准备妥当，“凯旋”的古装骑士开始出场，这时刚好从云缝中射出一丝阳光，照亮广场，铁蹄下风沙四起，远处的勇士们，隐没在风沙和硝烟中：布达拉宫前景的透视感也鲜明起来，人群被精彩的表演吸引着。于是，我按动快门，这《拉萨节日的欢乐》也完成了。
为了拍摄这张照片，经历了三个“传召”期，也就是三年。
由于在构思方面，有明确的意图，因而对场面、角度的选择和对客观困难的估计，都掌握得比较准确，所以才能按自己的主观愿望顺利地将作品表达出来。
这幅作品入选1958年第二届全国影展后在1959年第二期《中国摄影》上发表，反响比较强烈，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来信调底片放大照片参加国际影展，中国摄影大师张印泉先生在北京亲自为我放大，由中国摄影学会展览部选送参加民主德国和匈牙利国际摄影展览，我记得当时送展的作品有侯波的《毛主席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回国》等几十幅作品。获奖后中国摄影学会向西藏军区发了贺电告知我荣获国际金奖。1959年11月《中国摄影》编辑部也来信约稿让我谈一淡《拉萨节日的欢乐》创作体会。1960年，《中国摄影》第一期刊发了我撰写的《我怎样创作“拉萨节日的欢乐”》和中国摄影大师庄学本为我写的评论文章《拉萨节日的欢乐》。
黄：我知道您荣获匈牙利国际金奖后很快就将这个白金奖牌交中国摄影学会保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这个奖牌一直没有颁发到我手里，1959年获奖后，匈牙利摄影协会颁发奖牌给我是通过中国驻匈牙利大※※转交中国摄影学会给我的。但中国摄影学会一直没有将金牌颁发到我手上。中国摄影学会后来做工作说这是中国摄影界很重要的一个奖项，这个奖牌应该放在中国摄影学会以便学术研究和陈列展览之用，当时我想中国摄影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没有他们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个金奖，我就没有追要。1961年8月1日，中国摄影学会给我寄来感谢状(收藏证)，这张证书我一直保存着。
黄：那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块金牌的?您还记得金牌的质地和图案吗?
蓝：我是几年以后到北京出差，中国摄影学会他们专门拿出来给我看的，奖牌是一块白金质感的圆盘，上面有一个少女吹箫的图案和一些文字，做得非常精美，我非常喜欢。
黄：庄学本先生曾经给您写过评论文章，请问您与他的个人关系如何?
蓝：庄学本先生，我也只是在开会时见过他，他给我写文章是《中国摄影》杂志组织的。他拍摄的康藏地区作品，少数民族摄影作品，我都看过。我对他的摄影精神很敬佩，他自己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对他的那个吃苦精神我印象特深。他拍摄的一些民风民俗的照片在《民族画报》上我也有印象。
我虽然与他并不是特别熟悉，但他晚年挨整，我还是很同情。他回到上海后，我还了解过他的情况，听说整得很惨，如果我当时有他的地址，一定会在经济上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一点。
黄：您如何评价庄学本先生的摄影作品?
蓝：《民族画报》发表过他的一些作品，康藏地区拍摄的一些照片，我当时印象很深，现在时间长了，具体作品已经说不清楚了。
黄：您曾经在当时拍摄过关于西藏少数民族的照片，这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是否与受过庄学本先生的影响有关?
蓝：庄学本先生的影响是有一些，但我最主要的是对人文、民风、民俗一直都很喜欢，我有自己的主见，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至今我也感觉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民风民俗很快就会消失了，现在看来就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有些东西感觉是重演，像戏剧舞台上的重演，不是原来的东西，如我原来拍的就是西※※民的服装，现在人拍西藏的服饰则多是舞台服装。
《沐浴节在布达拉宫脚下》1956年 蓝志贵摄
黄：有很多学者认为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的中国摄影完全是以政治的或者是以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为面貌出现的，但这批西藏少数民族的摄影作品，在今天看来非常具有人文关怀和独立的个人视角在里面。请问您在当时是如伺处理工作任务的拍摄和完全个人化视角的独立拍摄之间的关系的?
蓝：1949年到1976年摄影完全是作为一种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是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面貌出现的，我不这样看。从我自己来说，我除了完成政治上的需要，上面要求的报道以外，其他时间都属于我个人所有，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从小就受万物有灵的影响，我觉得自然界万物、人物都是有灵性的，有个性的，后来又受过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影响，一些造型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摄影不仅是一门瞬间艺术，还是一种造型艺术，也是一种记录的艺术，它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以外，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拍什么，我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我把我的任务完成以后，其他的时间由我来进行独立的思考、表达和有想法的拍摄。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些好作品的出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拍摄了一组西藏姑娘沐浴的图片。
西藏一些贵族美女在拉萨郊外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油菜花开放的池塘中，全裸沐浴着，我赶去拍摄，她们也不拒绝，我拍了很多具有人体魅力的艺术照片。1957年“反右”以后的一些历史运动中，有人就将这些作品拿出来批判我，我一气之下，将底片全部烧毁了。后来西藏军区有一个首长来问我，“蓝志贵你那些裸体照片还有没有”，我说“你们批判我，我早都烧掉了”，他说太可惜了，这里面有几张还可以再得个国际金奖。
黄：是1957年前拍的吗?当时拍了多少张底片?现在还能找到几张底片吗?
蓝：大约是1956年拍摄的，拍了100多张，全都烧了。
黄：如果不烧这批图片，这应该是第一批反映西※※体美的照片吧?
蓝：应该是这样的，我的同事肯定没有拍过这类题材。
黄：在拍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沟通上的麻烦?
蓝：开头是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我一边深入观察生活，一边和藏族人民交朋友。1950年我就开始学习藏语，1956年我到察隅去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叫白玛的一个小伙子交朋友，一路上教我说藏语、唱藏歌，他教我的藏歌我现在还会唱，我给你们唱一段啊：(这时蓝志贵唱起了1956年向白玛学习的藏歌)歌词大意是：毛牛哟毛牛哟你何必看着我，乌鸦哟乌鸦哟你何必多嘴啊……到了1957年，我已经能用藏语自如地与别人交流了。
黄：我知道您娶了一名藏族妇女干部为妻，把一生献给了西藏，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那时我们进藏的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要求长期建藏，所以我对西藏很喜爱，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西藏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饮食、酥油茶我全都习惯，所以我在1959年和一个名叫拉宗卓玛的西藏姑娘相识，她的汉名叫何桂仙，1960年我们结婚了。她是从中央民族学院出来的，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我们在民主改革当中相识了，她对我的帮助很大。
是的，我把一生最主要的时间献给了西藏，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心灵已融入西藏。
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对于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蓝：这些照片对我自己其实并不重要。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淡，我是跟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已很幸运了。
对于这些西藏少数民族的照片，有专家说我拍的西藏的少数民族照片完全是一种“断层”，西藏的断层文化。如1958年以前拍的传召和民风民俗照片，民风民俗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服装、穿着，它的民俗完全保存了原始的东西，是继承下来的东西。后来都现代化了，我们汉人去了，他们也汉化，有好多都变化了，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的服装是下面穿藏装，上面穿西装，就变化了。你看他们呢，藏族姑娘一般上面穿个西装，下面穿个藏族服装，就变了。还有很多人藏装都不穿了。
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针对性在哪里?
蓝：我感觉这个事物有好多东西都要消失，我当时拍这些照片，就主要从人文角度，从针对历史的角度，从记录的角度把它保存下来，我想以后就非常珍贵了：现在确实是这样子，有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的摄影，无论你怎么拍，历史的部分你都看不见了，有些东西就不是当时的情况了。
黄：请您淡一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地摄影的一些情况?
蓝：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们西藏军区专门成立了419部队对付印度侵略者，然后内地又来了一批作战部队。我当时参加了西藏的419部队，着重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拍摄报道。印度在边境搞扩张，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本来就是非法的，当时又向北挺进，沿途修建碉堡、观察哨等军事设施，一路朝麦克马洪线以北向我们扩张：组织上就叫我们参加战地摄影，我在这个时期拍摄了许多重要战役如沙则战役、西山口战役、邦迪拉战役，等等。当时我军称印度兵摆的一路长蛇阵，西山口是头，洛玛宗是腹，邦迪拉是尾，军事上我们叫“打头、锤背，剖腹、切尾”。这几次重大的战役我都参加了拍摄。
我是419部队出来的，除了完成419部队的任务，我还为内地来的其他部队进行战地摄影，随作战部队冲在前线，死神三次与我擦肩而过。其中有两次非常危险，当时我军有一支部队在与印军作战，我见一些战士在某个高地投掷弹筒，其间与一个排长为打仗投掷弹筒与拍摄角度的问题争论起来。排长对我说，“你拍你的照，我打我的仗，这个高地我就选在这。”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另外的角度。双方接上火后，一发炮弹落在我们刚才争论的高地上，投弹筒也未发射出去这些英雄都牺牲了。到现在为止，我与他争论的内容还记忆犹新。停战后我还到边境的烈士陵园找过他的名字。另一件危险的事情是，我在追击拍摄中，一梭子弹贴着我的耳边飞过，感觉已经接触到我的耳朵。
我随作战部队追击印军从克吉朗、西山口、德让宗追到了邦迪拉，我们已经能听到印度迪斯普尔这座城市的火车声了。毛主席11月22日下令中央军委停止追击，我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反击战的主要镜头都拍摄下来了。这批图片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过几十幅，其他有一百多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珍贵的军史资料收藏起来了。
黄：近年来关于“※※※”时期的图片大量出现，但到目前为止反映西藏“※※※”期间的图片很少见到，我知道您拍摄了西藏“※※※”时期的一些图片，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初期，即1966年到1970年期间，我拍摄了《西藏※※※集会》，《藏式忠字舞》、《批斗西藏“牛鬼蛇神”》、《西※※民创作{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等一批反映西藏“※※※”的历史镜头，“※※※”初期西藏已经很乱，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变化很快，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变成反革命的了，所以那个时期西藏的一些媒体就已经停止自己采访，基本上都用通稿了。拿着相机在外拍摄的人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就连穿着军装摄影的人也很少有人记录这些事件，因为那个时代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我当时对这些是看得很清的，但我依然延续着我的作风，把一些浸有见过的事情记录，拍摄下来。这个时期基本上是记录，很少表达，因为表达是更危险的事情，就连记录也变得更加危险了。因为记录，半年以后我就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过了半年，我又被※※，变回了革命者。
当时※※※造反派将玛尼堆都拆毁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打碎或被整件抬起扔到拉萨河里。因为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我们有时也提醒这些孩子们不要太过，但还是无能为力，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一种情况。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还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老百姓，这样对※※※说，那你就更危险了。他们毁坏后，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用相机记录这些场景。
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拍摄《批斗西藏“牛鬼蛇神”》时的情景，有一张《批斗西藏“牛鬼蛇神”》照片中的主角是西藏自治区当时的政协副主任朗堆贡嘎旺秋及其夫人。我当时非常同情他们，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1960年结婚时的新房就设在他的家园别墅的小姐屋里，他们的家人亲自为我准备的。几年以后看到他们这样的遭遇，我非常难受，但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如实地记录着。
黄：我们都知道，当时全国都在跳“忠字舞”，但藏式“忠字舞”很有意思，您能谈谈当时拍摄这幅作品的情况?
蓝：1968年我再次到山南的拉加里进行拍摄，当时全国开始时兴“忠字舞”。当地有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将藏族舞蹈与“忠字舞”结合起来，当时我就觉得很有趣，现在看来是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细节。这张照片上的表演者，男孩子都是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的身体发育得很快，却穿着尺寸过小的上衣，显得很不协调。这些细节就像那个的代一样，是一个变化很快，很不协调的时代。
黄：作为最早一批使用彩色胶片的摄影师，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蓝：彩色摄影，西藏的朋友是有条件的。1954年底到拉萨以后，我们摄影股就从印度进口了很多柯达伊斯曼，德国的艾克发彩色胶卷和彩色套药。那时我们摄影股就进行彩色摄影、彩色冲洗。后来解放军画报社知道了，也要求我们从印度给解放军画报社进口一些彩色胶卷和彩色套药以及摄影器材等。《解放军画报》最早的彩色胶卷、套药等，一个是从西藏获得的，另一个是从香港进口的，我们就负责在西藏给他们购买彩色胶卷，套药及有关拍摄器材，我知道当时北京只有两家新闻机构使用和冲洗彩色照片，一是《解放军画报》，二是《人民画报》：新华社发黑白稿，一般不用彩色胶卷拍摄。
黄：当时彩色胶卷是怎样运到北京的?
蓝：那时候已经通车了，没有通车的地方是人拉马驮，运到甘孜、康定等通汽车的地方，再运到北京。
黄：那么西藏拍摄的彩色照片应该比北京早一些吗?
蓝：应该是旱，也可能是同一时期，都是那个时候，一九五几年。
黄：当时在西藏购买彩色胶卷是什么价格?
蓝：当时我们买的那些彩色胶卷是大洋一块到一块五，反转片二块左右就可以买一卷。我们每个月发的工资里头有10％到15％是发的大洋，我的都花在买彩色胶卷和买彩色套药上了。因为当时西藏地区的生活物资相对贫乏，为了保证当地市场的物资供应，部队不许我们购买太多的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要保证拉萨市民购买，加上那个时期我们年轻，所以大洋基本上没用，但买彩色胶卷没有人管。
黄：您的作品主要通过什么途径传播?
蓝：我的作品主要通过《解放军画报》、《中国摄影》、《民族画报》、《大众摄影》，还有北京一些展览，如全国影展、全军影展来传播。
黄：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您好像也试图去转型，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蓝：到了20世圮80年代后，我从军队专业到地方，开头是转业到西南民族学院电化教学科，还接触到造型、图像等方面的工作，后来叫我当工会副主席，我完全不适应这个工作，那是搞群众工作的，关系很复杂。
正在这个时候，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了《旅游天府》杂志，后来叫《西南旅游》，这个时候他们正需要我这个搞摄影的，于是我就把旅游摄影和风光摄影结合起来，做专业旅游杂志方面的工作。但做旅游摄影，风光摄影的同时，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还是没有忘记我的老本行，我依然拍摄了一些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图片。再后来我就编那个杂志，我编的杂志每年六期，我干了10年，有60多期，《西南旅游》、《旅游天府》杂志，摄影、美术方面都属于我负责，我做责任编辑。
你谈到的转型，我并不是很理解。
黄：您对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强调形式的摄影是怎样看待的?
蓝：后来看到有些所谓的“现代摄影”、“抽象摄影”就不大喜欢。我们搞纪实摄影，觉得以后摄影走向一个光是拍光的形式，我就不喜欢。我还是喜欢有内容的东西。
黄：您对20世绝90年代以来的中国纪实摄影如何评价?
蓝：我已经13年与摄影没有任何关系了，对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师，应该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自己的认识，而且，不能屈服于任伺任务，包括金钱的诱惑。如果一个纪实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总考虑签约及适应某些财团和艺术机构的口味，那么他的个性就会淡化，他就不应该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师；如果你对金钱有兴趣，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业摄影师。
黄：我再问您一个技术问题，我与南京师范大学摄影专业高才生汤溢和摄影系教师徐雪寒一起放大您的照片时，他们对您50年前冲洗的底片品质和保护得如此之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批底片放大照片的品质可以与他们去年用依尔福专业底片拍摄的照片相媲美，甚至更好一些，您是如何做到如此专业的?
蓝：其实我不敢与这些科班出身的师生的东西进行比较，他们应该更好一些。我在重庆皇宫照相馆当学徒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自己冲洗一直比较认真，西藏的水可能更清澈一些，我延长漂洗的时间。冬天在西藏冲胶卷，温度是很难控制的，温度下降很快，我用脸盆将温水放足，同时多加热水恒温，多观察温度。脑勤、脚勤、手勤，用土办法也很好地解决了恒温问题。关于底片保护，我全选用单边糊口的底片袋，从来不用中间糊口的底片袋，因为中间糊口的底片袋很容易污染底片。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细节，其他人很多很珍贵的底片就毁在这个细节上。
另外，我的作品，我排斥数码输出的照片，这不能说我的观念落后，我知道今天是数码时代，但我认为数码影像制作那个时代的东西不合适，如果以后你做我的展览，照片一定用纸基纸放大，用最传统的显影、定影方式制作照片。我认为这样的工艺放大的图像更符合那个时代的影像要求，用感光相纸、真正的照片反映那个时代更合适些。
黄：那么没有底片的怎么办，像1955年拉萨全景的这张?
蓝：那只能用数码输出，但绝不能太多，一两张可以，并且要加以说明，这是我的建议。我已经不参与跟摄影有关的事情了，你看着办吧。
黄：您是什么时候彻底不干摄影的?
蓝：1993年以后拍了一些照片，1995年以后我就把我的照相机封存了，刀枪入库不谈摄影。因为摄影是有艺术生命的，是有限的，高潮时已过了，它不像绘画、写作，作家越老越有体验，摄影不一样，体力劳动占了很大比例，过了那个黄金时代就不行了，你拍的东西就不行了，因为焦点都对不清楚了，所以我1995年就把我的相机封存了。封存以后，我就炒炒股票，种种兰花，拒绝了一切与摄影有关的事情，也不接受任何采访。
你来找我，这不叫采访，我们只是摆谈摆谈。我与你是20多年之交的朋友了，我们拍摄三峡画册已经超过20年了吧。
黄：是1988年，正好20年了。
蓝：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我很高兴，与你交谈，我把一些忘记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这时很兴奋，什么都想说，最后的心情都敞开了，但我现在不做摄影工作了。
注释：
①由于时间久远，个别人名字可能有误，与蓝志贵核实他也不能完全确定。
②茹遂初的作品《引洮河水上山》同时荣获第三届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摄影艺术展全奖。
关于蓝志贵：
蓝志贵，男，1932年出生于四川重庆巴县,第一代西藏题材摄影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随军摄影记者，是解放后最早进入西藏、记录拍摄西藏的二十余个摄影记者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西藏生活和拍摄了二十年，拍摄了进军西藏、康藏公路建设、西藏平叛、西藏民主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西藏※※※等重大历史题材；曾任四川温江地区郫县武装部正工科科长、西南民族学院电化教学科副科长、西南民族学院专职工会副主席、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编审等职。
黄建鹏，南京国人文化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志贵影展策展人。
